看到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展出的关于“北京五号”无人机的历史照片，101岁的文传源眼中绽放出动人光华。
学生在网络上为文传源找到了“北京五号”的照片，一下子勾起了文传源的回忆。他结合照片，思路清晰地讲述起60多年前的故事。
这张泛黄的老照片是195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设计系成立时的教职工合影，文传源用放大镜仔细端详，寻找年轻时的自己。
文传源和易正本1954年结婚。如今65年过去，两位老人依旧相濡以沫。
文传源和老伴儿在展馆的老照片上寻找熟悉的面孔。几十年如一日，两人携手相伴。温馨和睦的家庭是文传源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坚强后盾。
在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展厅里，文传源和老伴儿易正本在学生和家人的陪伴下参观各型飞机，这些无比熟悉的机型让他回忆起几十年的峥嵘岁月。
“北京五号”试飞时，飞行员在地面调试，操控无人机翱翔天空。
珍贵的黑白照片，略显模糊，一架深黑色双翼飞机，凌空飞过，振翅翱翔。
无需拿起放大镜，只消一眼，101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系统仿真学科创始人文传源先生就辨认出久违的“老朋友”，“没错儿，这就是‘北京五号’！”
61年前，正是他作为总设计师，带领三百北航师生大干百天，研制出中国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那造型、那系统、那些参数，如同连帧的画面印刻于脑海。
时光回溯至1957年，作为北航教师的文传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为祖国研制无人机。要知道，当时“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这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连苏联专家听了也直摇头。
但文传源初衷不改，他和师生们开始草拟技术方案和研制计划，这一方案最终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1958年6月29日，北航成立无人机研制指挥部，开启科研攻关，目标是当年“十一”之前要上天。
这项任务时间紧、压力大。那时，无人机有自动着陆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等十二个大系统有待研制。与之对应，研究团队也分成气动组、数据测试组、自动起飞组等十二个组。作为“总指挥”，文传源讲究科学管理，先定下计划完成时间，再带领大伙儿通过倒排计划、顺排措施，采用重叠、交叉、穿插研制管理方案等多种手段，步步推进。
无人机攻关，起飞和降落最为关键，文传源解释，“有人驾驶的飞机，出事故也大多在起落的时候，无人机要实现安全起落，更加困难。”
为确保万无一失，大量的试飞必不可少。试飞时，地面安排有保障人员，机上也有飞行员和文传源等主要设计人员。试飞，风险时常相伴，他记得，“有一次起飞，本来设置为无人驾驶模式，飞机应该按直线滑行升起，但它突然变成螃蟹走路一样，横着出去了，我们赶紧让切换成有人驾驶模式，飞机这才平稳下来。要是处理不及时，现在想想，还是后怕……”
试飞的同时，还要测量数据，所有参数都得从头进行测定。那段时间，熬夜赶工是家常便饭，有时能连着三天不睡觉，繁重的任务使文传源的体重从53公斤迅速下降到44公斤。
从有人试飞到无人试飞，从地面、机上分别调试到地空联调，数百次测试之后，飞机可靠性终于有了保障。1958年9月，无人机所需的十二个大系统全部研制完成，并装机调试。“十一”当天，“北京五号”无线电引导着陆正式试飞基本成功，北航师生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向国庆献礼。这效率令在场观摩的苏联专家不得不折服，“这要是在苏联，要三个研究所做两年才能完成。”文传源则自豪地赋诗——大鹏劲搏凌霄志，红日高去飘彩云。
此后，又历经五个月的试飞、调整、修改，次年二月，“北京五号”验收试飞圆满收官。
1975年，北航成立歼六飞行模拟机总体设计组，文传源任组长，他协调全国40多个协作单位，历经八年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我国第一台歼击机飞行模拟机研制，并顺利交付空军使用，由此填补了我国飞行训练的空白。
改革开放以来，文传源和师生们在综合飞行/火力、设计仿真、智能化控制、系统仿真、综合系统论等领域积极开拓创新。
去年，正值“北京五号”试飞成功60周年，在学校专门举办的纪念大会上，百岁的文老放出豪言，“我不服气，我也不服老！让我们携起手来，继续奋斗！在宇宙探索中取得更大成就！”
(老照片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文传源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