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1977年夏，邓小平同志出席教育部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听取了专家的建议后，当即拍板，从这一年开始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当年的12月，全国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这是一次中国人“知识改变命运”的觉醒。时光流转，第40次全国高考明天到来，12年寒窗苦读，瞄准高考一役，高考一如既往地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毫无疑问，高考依旧是当下中国选拔人才最公平、最合适的舞台，其严肃程度不容置疑。40年里中国高考发生了太多改变，人们越来越能以平常心看待高考，高考不再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搏杀，渐渐变成高校与学生相互匹配的路径。记者走进一个家庭，看一看这一家祖孙三代40年间经历的高考……
1977从零开始备战高考
1977年夏，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消息传到广西已近年底，距离高考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远在广西的天津知青王致远听到这一消息时已经36岁了，他的孩子都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令他无比兴奋的是招生简章中明确写明，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王致远一一比对着自己的身份，他看到这里面没有写对家庭成分的要求，更没有限制年龄，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在当时的年代，家庭成分似乎决定着人们的命运，王致远之所以要去参加高考，在他看来这是多年以来亲历的最公平的一次机会，没有因为他家祖辈留下的“特殊身份”而被抛弃在外。“机会或许就这么一次，万一能考上呢？”王致远一直觉得自己行，而爱人是不看好的：“放下书本多少年了，还要参加高考？再说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
当年高考举办是12月23日、24日，那时的中国，甚至连这么多人的试卷纸张从哪来，都需费一番思量，何谈复习资料？“第一年恢复高考，没有习题更谈不上经验，真是连复习什么都不知道。”王致远回忆着那时的经历，“听说在广西，只有南宁的书店有复习资料销售，在当时的情况下，跑一趟南宁就得好几天，时间不允许、经济更不宽裕。”
南宁的冬天气候比起北方要暖和许多，王致远迎着冬日的暖阳，带着妻子为他准备的干粮，走进了朝思暮想的考场。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作文中，特别提到了粉碎“四人帮”的难忘时刻，文章中既有革命口号也有亲身经历的故事，批判的同时也有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向往。数学考试，王致远拼命挖掘着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停地在草稿纸上写写算算。“‘文革’对教育战线的破坏，所谓高中毕业生的水平远没达到高中毕业的要求。”王致远说。当时大多考生面对考卷“相面”，考生与题目的关系是：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
当年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王致远成为其中之一；当年全国高校的录取人数是27.3万人，录取比例不足5%，幸运的是王致远是其中之一。那一年，他暂别妻儿，回到北方读大学。
王致远是高龄考生，本以为到了大学后就是同学里的老大哥，让他想不到的是叔侄同班成为校园一景，一同宿舍室友竟然比他还大3岁，高考时已近不惑之年。同学们都知道自己能够从几百万人中脱颖而出不容易，因此格外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大家的底子都差，因此走进大学后才开始真正地学习。”他说。教室、寝室要强制熄灯，不然同学们会通宵达旦地看书，熄灯后在路灯下、厕所里还有人在学习，这是77级在校园里留下的深刻记忆。
“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感慨，命运是从那一天开始改变的，每个人都对那个突然出现的机遇心存感激。”王致远说。知识改变命运，这话一点不假。毕业之后的王致远从边陲小镇被选调进自治区首府，落实政策回津后，也成了单位重点培养的高级工程师。“当年我们同班的同学，有些成为政府官员，有些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搞科研，有些已经出国，而我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王致远为自己参加过高考而欣慰。
1988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王致远的儿子王永明是1988年的高考生，在王永明的记忆中，那时的高考可称“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随着大学扩招，现在上大学容易多了，我们那会儿大学的录取比例不高，考生压力也就不言而喻。”王永明跟记者说。
王永明就读于“市五所”之一，这在外人看来一条腿已经迈入了大学校园，而在他看来名校背后的压力更大。“名校背景是动力也是压力，那会儿很多同学挖空心思要我们学校的考试题，足可以看出高考对于当时考生的重要意义。”王永明说。那三年里，压力之下，他甚至放声痛哭宣泄心中的压抑。“那会儿，做习题写到深夜，我妈经常给我做西红柿挂面汤当夜宵。实在困得抬不起头来，赶紧钻被窝里睡一会儿，早晨4点起来接着写作业，看看表6点多了，马上蹬着自行车奔向学校。”王永明回忆说。到了学校，你会发现天未亮，教室里已经有不少同学读书了，学校的甬道上、亭子里、单杠上到处都是捧着书本读书的同学。此番压力源于高校录取名额有限。“高考是细目筛子，只有精华才能被挑选出来。”当年班主任形象的比喻，让王永明记忆犹新。
当年高考安排在7月上旬，正是津城酷暑难耐时，考生们坐在考场里战高考同时也要战高温。高考结束后，要凭借估分填报志愿，很多考生往往折在这一关。“当年我爸的想法是好男儿志在四方，考外地锻炼几年也不错；但我妈想法保守，只要能留在天津，读哪所大学都行。”父母因此产生了分歧。到了放榜的日子，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考上大学的春风满面，而落榜生就要寻求其他出路。“即使是这样，三年高中打下的根基是牢固的，即使是无法走进大学的同学，经历过高中的锤炼，放在哪儿都是一条好汉。”王永明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一部分人走上了富裕之路，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句话说“做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以此印证读书无用论。“接受大学教育，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系统的知识接受，更是一次人文精神的陶冶。在此期间，我们完善了人格，明确了生命的意义。大学教育的意义在于它培养了大学生们的眼界和价值观。”王永明这样看待自己的大学生活，“事实证明，读书无用论恰恰是目光短浅的结论。”值得庆幸的是，国人对于高考依旧很重视，正是有了高考，许多人才有机会继续深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当年王永明大学毕业是包分配的，学费也是公费的，但没过几年全国高校试行了并轨制收费，逐步建立起“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学生要自己掏钱读书，国家对大多数人也不再分配工作，即便如此，高考热度依然不减。高考是人们迈向更高台阶的通道，这一点已无人质疑。
“1977年我父亲参加的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1988年我的高考丰富了我的经历，最重要的是高考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庆幸我经历了这一切。”王永明说。
2017多管齐下个性发展
时光进入到今年，王永明的儿子王泽宇即将走进高考考场。中国恢复高考40年，三代人通过这样一场考试去实现自己的大学梦。高考制度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让进入不惑之年的中国高考历久弥新。
“压力还是有的，没有压力哪儿来的动力？”说起即将到来的高考，18岁的王泽宇这样说，“当年我爸他们考大学很难，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相对容易些，我想大学肯定有的上，只是能否考入自己理想的那一所。”对于理想究竟是什么，小王卖起了关子，他不愿过多地透露。长时间的努力，只为了明日、后天的一搏，目标早已定下，只待考场正常发挥。
的确，中国高考制度无论从考试时间还是考试内容，无论是自主招生还是报考志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高考制度变化本身，折射着中国社会教育理念的变迁。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日趋完善，大学数量增加，高考录取的残酷程度在逐年降低。当年王泽宇的父亲因为去外地读书还是留在天津读书而纠结，而今的孩子有机会要尝试着出国镀金，这就是高考背景下，中国学生观念的改变。
今天，人们越来越能以平常心看待高考，它不再是1977年时改变命运的唯一通路，也不是1988年时千军万马争过的独木桥，高考“一锤定音”的形式也在力求发生改变，综合考量学生的素质成为教育的方向，名校的自主招生等也丰富着高考的形式。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在为高考不断提出新的命题。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如何最大程度上保障城乡、东西部等的教育公平？作为一根依然强有力的“指挥棒”，高考需要直面这些问题，需要给出均衡的答案。
明天，高考如期举行，中国何其幸运，这40年间大部分经历过高考的人才，正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着贡献，一批批良才通过这样一项考试迈向新的平台。中国高考，将继续以它独有的方式为中国加油。
考生加油，高考因为你们而更加精彩！（“津云”―北方网编辑侯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