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曾觉得Airbnb模式永远行不通，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想，没人会把自家房间出租给几乎陌生的人。但显然我错了。该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迄今已经有1100万旅客在Airbnb的目的地停留过。房东们拿出来共享的家居住房目前约有55万处。Airbnb在欧洲甚至比在美国更受欢迎。巴黎是Airbnb上最大的目的地城市。
Airbnb仅仅是对等经济(peer-to-peer economy)的一个例子。人们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私车租给陌生人，把自己的宠物寄放在陌生人处，把自己的电动工具出租给陌生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低估了几个趋势的力量，这些趋势让对等经济成为可能。首先，我低估了中产阶级窘境的影响。工资增长停滞，家庭经济吃紧，让很多人回归到了昔日的寄宿公寓模式。他们不得不出租一些房间，来支付抵押贷款或租金。
第二，我低估了文科生对经济的影响。数以百万计大学毕业生手里没有太多钱，但却渴望外出旅行，并在那里有人照应。他们宁愿待在居民区空余的房间里，而不是商业区千篇一律的酒店里，特别是如果能与房东共进早餐的话。
我还低估了一件大事，即社会信任的转型。在原始经济中，人们大多是与同村、同社区的成员交易。当时的信任是面对面的。后来，在大众经济中，我们已经习惯了人们购买稳定的大企业大品牌产品；这些企业的行为受到政府监管，因此比较可靠。
但现在，一种新的信任机制出现了，它受到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推动。从社会方面而言，很多人过着松散的、无组织的生活，主要是在离开大学后的10年内，以及退休后的10年内。
这些人往往独居，或和短期室友一起居住；他们置身于大学、企业等大型机构和安定的家庭生活之外。他们在建立社会关系时已经非常快速和流畅。他们习惯了即时建立亲密关系，或者至少是迅速伪装出亲密感。人们一方面更加渴望接触其他人，一方面又对来得容易、去得轻松的流动关系更加宽容。
从经济角度来看，像自由职业者那样工作的人增加了。这些人的赚钱方式更具个人主义色彩。他们通常不去办公室。他们对组织系统的依赖减少了，而对于那些可以直接与之交流、洽谈安排的人，他们的依赖却增加了。他们已经习惯了灵活的临时安排。
这造就了一种个人化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自发对大型机构失去了信任。相比之下，陌生人倒并不会显得特别危险。这为对等商务提供了沃土。
像Airbnb这样的公司，通过评分机制建立了信任。他们的用户已经相当擅长于通过彼此的Facebook页面来评估对方。对于Airbnb经济的参与者来说，“根据机构隶属关系来信任对方”这种选择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根据网上信号和网友的评估来信任对方。网上评分会一直跟随着你，因此你就会有一种提高自己网上声誉的动力。
随着Airbnb、Lyft和Sidecar这样的公司日益成熟，它们也把更多资金投入到维持交易集市的治安上。他们雇用人手来防止欺诈行为，并对供应方进行筛选，力图找出那些可能会危害服务体验的害群之马。
迄今为止，对等经济都不太依赖政府监管。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在政治上大多是进步派，但它们是在监管较为宽松的经济空间内运营。他们投票的时候左倾，上网的时候却右倾。
随着这个领域的成熟，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城市官员已经在一系列问题上和Airbnb、Uber发生了冲突。但多数城市政府似乎并不倾向于推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监管措施。集中式机构不明白分布式信任网络是怎么回事。此外，大多数城市的人似乎都明白，这是一种比较不正规的经济，更多地遵循“买者自慎”(caveat emptor)的原则。
同时，像Airbnb甚至Uber这样的公司似乎愿意向城市政府妥协，和它们搞好关系。这些公司试图获得“好公民”的名声，试图与官僚机构和合作公寓委员会搞好关系；如果采取挑衅性、破坏性的做法，它们就无法办到这一点。
我们很可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像能源等领域，会仍然处在自上而下的监管制度中；而像自制糕饼义卖这样的领域，则不会受到监管；但更多领域，比如对等领域，则会处在这两者之间的灰色区。
随着建立私人信任的机制变得更加高效，政府发挥的作用也会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