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列出12类最危险“超级细菌”，并发出警告：造成脓毒症和肺炎等疾病的超级细菌不久将对抗生素有耐药性。世卫组织同时呼吁各国出台政策鼓励开发新药。超级细菌到底会给人类带来哪些威胁？人类又该如何应对？
“超级细菌”临床可用药非常有限
世卫组织提供的12类最危险“超级细菌”名单中，专家以耐药性的强弱分为最优先、高度优先、中度优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教授杨帆对此解释，最危险“超级细菌”可分两类，一类细菌并非无药可救(例如沙门氏菌、淋病奈瑟菌等)，但因主要在健康习惯较差的人群中散播，导致防治成本明显增高。另一类细菌，则几近无药可救(例如鲍曼不动杆菌、绿脓假单胞菌等)，其耐药能力非常强，感染患者必须应用联合大剂量抗生素，价格十分昂贵，效果却不佳。部分感染患者每日抗生素支出可达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给诊治带来不小经济负担。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呼吸二科兼感染科主任徐金富说，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在业内被称为“王牌抗生素”，清单中被列为最优先级的3种超级细菌均为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细菌，因此，临床医生可供选择的药物非常有限，治疗上可能会束手无策。同样以鲍曼不动杆菌为例，根据CHINET(中国细菌耐药性监测报告)监测资料显示，它是目前院内感染检出率最高的细菌，占18.5%，并逐年升高；它也是耐药性最高的细菌，对多数常用抗生素广泛耐药，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可高达70%以上。
人类与细菌的“竞赛”怎会落败
“数百年来，人类与细菌的斗争就像是一场军备竞赛。”杨帆透露，2000年前，情况还不算糟糕，面对出现的细菌，医疗界总有办法迎刃而上。然而近十几年来，在这场“竞赛”中，细菌渐渐占了上风。专家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击败细菌的全新靶点尚未找到。从历史来看，应用广泛的抗生素大多作用于细菌的细胞壁，人类作为高级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已没有细胞壁，导致之前研发的抗生素对人体副作用并不大，但近年来，作用于细胞壁的抗生素已基本研究完毕，新的靶点仍未找到，抗生素研究进入瓶颈。
除此之外，考虑到抗生素制药带来的利润并不特别丰厚，远不如心血管、抗肿瘤等药物，许多制药企业对这一领域投入较少，研究水平自然相对不尽如人意。众所周知，美国虽出台支持抗生素研究的计划，对审批等环节给予了快捷便利，但从开发到临床投入使用，保守估计需10年，而人类对于某种药品产生耐药性恐怕只要1年，如此大的时间差如何弥补？
再来看看细菌演变：随着社会生活、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抗生素用药越来越广，耐药菌传播速度也明显加快。以革兰阴性菌为例，以往仅局限在某个地区或领域，如今转诊频繁，细菌的扩散也日趋鲜明。细菌成长之时，抗生素的研发能力没有跟上，人类处于劣势。
规范治疗、加快研发药物为上策
面对“超级细菌”，人类如何应对？徐金富介绍说，规范治疗尤显重要。最危险的鲍曼不动杆菌，主要出现于医院获得性肺炎患者，症状为重症肺部感染征象，发热、休克和不能控制的呼吸衰竭。也可出现在腹腔、血流、泌尿系统、胆道等感染中。这类感染很多出现于术后、重症患者群体，较难处理。为此，中华医学会呼吸学分会今年将制定《中国院内获得性肺炎诊治指南》，希望以此来规范全国临床医生的诊治方案。
政府与企业提升认知高度，共同加大研发力度，则是更长远、更稳健的计划。据介绍，如今针对超级细菌耐药性的主要治疗药物，例如替加环素，其对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和肠杆菌等有一定作用；国外已上市的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对耐多药铜绿假单胞菌和肠杆菌等有一定作用；此外，氨曲南―阿维巴坦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总体情况尚不乐观。杨帆说，应对无计可施的超级细菌，国外科学家甚至开始找寻过往被淘汰的抗生素，多粘菌素便是一种，这一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抗生素，因副作用太大，早已被临床淘汰，但最近多粘菌素被证实治疗超级细菌有一定效果，制药企业因此即将重新生产。
专家最后强调，抗生素的广泛应用，是造成超级细菌耐药性的罪魁祸首。人类摄入的日常饮食(水产品、禽类、蔬菜等)都含有抗生素与农药残留，这些医疗之外的社会问题更需引起多方重视。（解放日报记者 顾泳 黄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