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上海乡村会主动给自己贴上“高度老龄化”的标签，因为低于50岁还常住村里的本地人，几乎掰着手指头都数得出来。真实的乡村，多由占据当地人口80%的50至70岁农村老人构成，他们的后代已经选择并融入了现代化的城镇生活；他们自己也或许会在未来10年间，经历乡村撤并，搬进高楼，摘掉农民的帽子。
想要理解今天的上海乡村，就必须要靠近这群人，感受他们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人生况味，以他们的幸福感作为振兴乡村的出发点和归宿，进而发掘他们在农村社会中的自我价值。奉贤区迎龙村的一番实验，或许提供了一个新案例。
“伸出手就能干的农活儿”
国庆前夕，通往迎龙村委会的迎立路上，蹲坐着几位包了头巾的老阿姨，紧握镰刀，割起草来速度飞快。她们的任务是修整路两边的绿化，清除掉不必要的杂草，这样干上一天，能赚100元。尽管天气有点热，但对于这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迎龙村村民来说，这钱“不难赚”，“都是平时伸出手就能干的农活儿。”
雇佣他们的，是迎龙公益服务社。这个成立于去年初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非常简单，就是给6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愿意投身劳动的村民创造各式各样的公益岗位。
岗位没有为设而设的虚职，都与迎龙村的实际需要密切相关：村级河道要定期清理，绿化要时常保养，拆违后整洁的乡村风貌需要专人维护……这些不需要相应资质便可上岗、原本交由第三方机构完成的工作，现在都由本村村民自愿承接完成。村委会原本要为此付出的成本，则直接进了老百姓的口袋。去年一年，迎龙村拨出100万村集体资产用于本村环境的日常维护。这100万，同时也是374个参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算下来，所有干了活儿的村民，户均增收将近3000元。”村书记李天舒说。
让农民富口袋，其实是它的“附属效应”。李天舒最初决定支持设立公益服务社，更多考虑的是怎样“花小钱办大事”。
“花出去100万，能省150万。”去年一年，靠着公益服务社的运作，村里果然省了不少钱。公益服务社负责人尹秀锦介绍，“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我们直接面向村民招募劳动者，唯一的成本就是人工，干一单活，可以节约60%以上的支出。”
迎龙村共有25个村组，1000余户村民。到目前，参与过公益服务社劳动的，几乎占到了符合年龄和身体条件的全部户数。尹秀锦说，只要放出一个“招聘通知”，立马就报名报满了。若是两次“招聘”相隔太久，还会有人跑来村里打听，啥时候有活儿干。
老人更期待有事可做
在农村，随着家庭中的青壮年离开农村，独居老人成为普遍现象。近年上海农村承包地流转率突破80%，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大力推进，农村人不再种地，也没有小工厂可以做活，业缘关系几乎被斩断。乡村人口的主体构成，50至70岁老人，正面临着脱离社会和丧失自我价值的困境。
65岁的戴云官从电器厂退休后，一下变成了家中的“失业者”。“其实我还干得动，却没有地方肯要我，每月只有1250元农保收入。”去年春，迎龙村公益服务社公开招募8名扎篱笆能手，戴云官立马去“抢”了一个名额。事实上，按天计酬的篱笆队收入不算高，加之扎篱笆的任务不常有，想靠这个来补贴家用很勉强。但戴云官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工作。渐渐地，篱笆队在周边镇、村累积了些小名气，戴云官和篱笆队的老伙计们开始走出去提供服务。“收入的确不高，但每次出去，都是扬眉吐气的感觉。”
毋庸置疑，经济杠杆的作用力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是显著的。而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不单纯是农村老人对“增收”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诉求更为强烈。
从“省钱”走向“生钱”
翻看迎龙村的账本，过去几年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是巨大的。相比区内绝大多数农村，迎龙村的家门口为老服务机构——“睦邻四堂间”，数量配置是别的村的2—4倍，老年活动室、卫生室、“生活驿站”综合服务中心的软硬件处在全区上游水平，需要助餐服务的老人有120位，每人每天的餐食需由村委会补贴5元……“经济确实紧张，但这些钱必须要花，因为老人等不了。”李天舒说。
上海乡村，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导入的探索。近年，上海先后推出两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准则，不断强化农村建设。而今，首批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已完成验收，第二批28个村也在加紧规划动工，不少老百姓已经看到了产业导入后，实实在在的红利。但上海有1000余个村，绝大多数尚没有这样的“运气”和禀赋。李天舒说，他曾为没有合适的产业项目急得整宿睡不着觉。迎龙村的先天条件不好，地理位置偏，建设用地少，加上没有特色农业产品，好多产业项目并不青睐。
上海的乡村振兴，核心支点一定是产业。长远看，产业兴旺会带动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从而实现真正的乡村变革。而回到眼前，“也不可能光靠等，即使村集体收入不能增值，还是要想办法让老百姓日子过好。”许多农村基层干部都在为之努力。
正是从“生钱”到“省钱”的思维转变，催生了农村社会组织迎龙村公益服务社。而今，运作成熟的公益服务社，反过来又从“省钱”走向“生钱”——今年5月，迎龙村承接了隔壁海湾村“生活驿站”的运维，由公益服务社出面管理。“用赚来的钱，刚好可以补贴我们自己的生活驿站。”尹秀锦说。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曾发表观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特别是农民的自组织，既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需求，更是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实现“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这或许就是迎龙村的出路。李天舒说，接下来迎龙村还将继续发展公益服务社，为村民开发更多公益岗位，同时投入更大精力优化村委会为老服务职能。
原标题：
公益服务社的活，为啥老人抢着干
奉贤迎龙村“篱笆队”一位老人说：不为扎篱笆那点收入，就为“扬眉吐气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