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是中国外交官，代表国家，该我们出面时决不能往后退，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共产党人
上观新闻：2009年6月，你出任中国驻泰国清迈总领事。那里的政治环境要比旧金山好些吧？
祝伟敏：好很多。驻清迈总领馆是我国在泰国设立的第一个总领馆，领区包括泰北12个府，面积占全泰四分之一，人口占八分之一。泰北地区与中国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文化相通。近年来，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拓展，交往更加密切。当地民众对华人很友善，有很多侨团，也有孔子学院，没有成规模的反华势力。
上观新闻：由于历史原因，泰北迄今生活着不少国民党军队后裔。雷雨田是他们的“领头人”。
祝伟敏：雷雨田曾是国民党将领。我国改革开放后，对他触动很大。他公开支持“一个中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支持中国发展，反对“台独”。我到任后，每年都会去看望他。
2012年我离任前不久，94岁的雷雨田去世。得到消息后，一方面考虑到他与台湾方面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为了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对象、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我决定以特殊的方式同他告别。
上观新闻：这么做会不会有政治风险？
祝伟敏：不能说没有。但我认为，作为领馆“一把手”，为了国家的利益，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应该有所担当。
他们当时计划举行两场祭奠活动，一场是亲朋好友的家祭，一场是包括有台湾方面高官参加的公祭，显然这两场我都不适合参加。所以，我提出我个人单独向他道别。我向雷家提出两个要求：第一，灵堂内不能有反共条幅与标语；第二，我要单独向雷雨田道别，不与其他人一起鞠躬致哀，不搞仪式。对方都答应了。
当天，我租了一辆面包车，穿着便装前往。我还以个人名义送了一个花圈，写着“雷雨田先生千古，祝伟敏敬挽”。我是将雷雨田视作历史人物而非政治人物，前去向他送别的。
到了他家，30多个成年人列队欢迎我们，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雷家人和他的手下都很感动，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共产党人，一定要留我们吃顿便饭。我们一起吃了3小时的午餐，回答了他们许多问题，起到很好效果。后来，部里对我们的做法给予肯定。
这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背后有重大阴谋
上观新闻：你外交官经历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定是在亲身经历湄公河惨案。
祝伟敏：是的。在上级领导下，在有关部门通力配合下，我们既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还了13位遇难同胞清白，也维护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大局。
湄公河在中国叫澜沧江，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5个国家，是一条重要的黄金水道。2011年10月5日中午，在国庆休假期间，我们获悉两条中国货船在经过枪战之后，被泰国军方扣留，船上“发现”有大量的毒品。领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我要求馆员立即联系当地军方，表明总领事要前往拜访、了解详细情况。对方表示，第二天一早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有关情况只能在发布会后与我沟通。
第二天（6日）新闻发布会的信息与我们掌握情况有较大出入，所以我要求立即前往现场，拜访当事军方负责人。结果，对方一直婉拒。考虑到我从总领馆所在地清迈赶到事发现场清莱，车程至少要5个小时，到达当地时间较晚，所以我们跟对方表示，明天（7日）一早到你们办公室访问。
上观新闻：当晚（6日）你就到了清莱。
祝伟敏：到达后，我找其他船只的中国船员了解情况，感到情况比想象中更严重，主要是我们13名中国船员下落不明。其他船员一再向我表示，从来没有听说有船员走私毒品，更没有听说过船员有枪，他们怀疑背后有重大阴谋。
7日一早，我就去泰国边防部队拜访，从他们语焉不详的情况介绍中感到事态非常严重，必须立即报告北京方面。告别泰方后，我决定立即飞往首都曼谷向大使作汇报。去机场路上接到报告，湄公河里发现三具尸体，确认是我们的船员。我认定，这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
我们没有让同胞冤死异乡，没有对不起领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上观新闻：当时国内外媒体都高度关注这一事件。
祝伟敏：事发不久，来自贵州、四川等地的罹难船员家属集中到云南西双版纳，他们要求尽快到事发地祭奠家人。12日是“头七”，案件侦破没有任何进展，再加上我们船员死状令人发指，当地政府安抚工作承受巨大压力。
由于这些家属没有护照，所以云南方面希望用边民证帮助家属前往泰国。但泰国移民局态度很明确，中泰不交界，边民证不适用，船员家属既没有护照，也没有泰国签证，不能入境。
我们反复同对方沟通，最终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由我总领事签字，为家属及陪同人员做担保，这53人必须一起入境，一起出境。13日下午3点，我在清莱码头接到了这批悲痛欲绝、望眼欲穿的家属。
当时还遇到另一个棘手问题：泰国警方不允许在尸检前移动尸体。但如果在火化前家属看不到遗体，家人肯定不能接受。所以我们提议，家属到医院太平间逐个去辨别并告别，但不能碰尸体。至于追悼会，就用衣冠冢的方式进行。
上观新闻：既要给家属看，但不能让家属动，很残忍。
祝伟敏：开始时个别家属很冲动。我们只能两边做工作。对于泰国方面，我们要求一定满足死者家属的合理要求，并向他们承诺过程中不会触碰尸体；对于家属这边，我们跟他们反复叮嘱、耐心解释，只能远远看，绝对不要有过激行为，要为法医鉴定和侦破工作创造条件。
在现场，极度悲伤的家属分批进入太平间，迅速看完后离开，之后请他们去提取DNA。由于我们工作比较细致，这一过程比较平静，我最担心的家属晕倒情况没有发生。14日，我们在当地庙中为罹难船员举行追悼仪式。现场摆放逝者遗物，我作为总领事走在第一个，和船员家属一起向逝者鞠躬默哀。
此外，在我们的坚持下，尸检工作是在国内工作组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对还同胞清白非常重要。事实证明，这些船员是完全无辜的。我们没有让同胞冤死异乡，没有辜负祖国的托付，没有对不起领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驻外工作有得有失，应该是得多于失
上观新闻：那段时间工作状态是什么样？
祝伟敏：每天最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当时形势非常严峻复杂，我们确实不知道谁是肇事者，为什么要杀害这些船员。小道消息和阴谋论到处传播。我对同事们说，我们是中国外交官，代表国家，该我们出面时决不能往后退，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如果必须牺牲，也要昂首站出去，这个只能听天由命。
中国外交官价值观是“忠诚、使命、奉献”。那个时候，守住原则、冲在一线、保护同胞就是对国家的忠诚，也是我们的使命。好在最终有惊无险，我们没有受到太大实质性的威胁，年轻的外交官都经受住考验。
上观新闻：2012年9月，你回到上海在市外办工作。怎么评价自己的外交官生涯？
祝伟敏：有得有失，但应该是得多于失。
先说“失”。我是船舶流体力学博士，在业务上还不错。经过7年多的驻外工作，可以说对本领域研究现状很陌生了，似乎有点可惜。还有，就是对不起女儿。她学前就跟我们出国，进美国学校时英文一点不懂，之后小学6年没进过中文课堂。7年后回到上海读初一，第一次考试语文零分。不过她还是蛮争气的，一年后就赶上，成了班上优等生。
再说“得”。以前，我是以科技工作者身份出国的，活动范围比较小，看到的也比较少，接触的对象比较单一。当了外交官后，活动范围明显扩大，接触人员类别更多，参加活动更多、层次更高。眼界开阔了，可以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治理方式，感受不同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我想，面对各种挑战，体验外交官的使命和责任，是我人生中难得的经历。在不同的场合，能作为国家的代表，也是我一生的荣耀。
人物摄影：李茂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