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张江光源中心俯瞰图 摄影：记者赵立荣
2020年12月25日，由上海市社联、文汇报社、深圳大学联合主办的“沪深双城互鉴共进学术研讨会暨第150期文汇讲堂”在深圳大学举办，深圳大学党委宣传部、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文汇讲堂工作室协办。
由上海市社联和文汇报社带队的上海学者代表团汪涌豪、赵晓雷、曾刚、殷德生、包亚明，与深圳学者代表团陈峰、刘科、高建平、袁义才、胡野秋、周建新、郑尊信，共同就“创新、文化、开放”三个专题展开了专业和热烈的交流、切磋。
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解超开幕式致辞：回顾上海和深圳过去40多年走过的道路，创新是两地共同的亮色、开放合作是两地共同的特色、文化繁荣是两地共同的底色。正是高举创新和文化的大旗，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上海浦东和深圳创造了各自的奇迹，书写了各自的传奇。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两地哲学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们、理论工作者们，与时代同频共振，敢发思想先声，贡献专业智慧和专业力量。
在闭幕式上的学术总结环节，殷德生代表上海学者指出， “一天的研讨主题可以用八个字来归纳：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在创新、在文化、在开放中有新提升、新界定。”
现将内容丰富和内涵深刻的研讨会整理成两个专版，主题分别为 “新一轮创新”，聚焦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新一轮开放”，聚焦长三角和大湾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协作，以飨学者和读者，欢迎指正。更多研讨内容，可参阅文汇App-文汇讲堂频道。
“去城化”下，中国城市迎来文化创新时代
■汪涌豪
城市是展示人类文明高端发展的空间形态，它占地面积大，居住人口多，加之生产要素密集，社会化程度高，文明层次也高。考察历史上城市的形成，无外先市后城与先城后市两种模式，但不论哪种模式，它一定是一个权力中心，所以有城垣、城壕及城防、城治等等。而追踪城市的发展，可发现有一个城的功能不断减弱、市的功能不断放大的过程。这种“去城化”过程既便利了物的流通，更促进了人的交融，城市人的心态就此变得开放，视野融合因此成为可能。十九世纪初，随租界内工商业发展和中外移民的推动，上海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就拆毁了城墙；后起的深圳之所以有飞跃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因为起步时就不曾画地为牢，以邻为壑。其间，文化起的作用可谓最大，受惠也最多。
21世纪，继资源、资本、技术、人才与信息之后，全球竞争已进入到文化竞争时代。城市发展对文化的依赖程度空前加深，文化不但影响着科技进步的速度和城市发展的方向，还成为一个城市能否跻身国际化大都市不可或缺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之于城市发展的主轴地位已经确立，关注城市文化乃至建成文化城市，尤其突出这种文化的创新本能和引领作用，可称城市发展的基础战略。更何况全球化发展态势造成文化发展战略已被确认为当今人类十大发展战略之一，其中以创新文化引领城市发展，更成为城市人整体素质提升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已经到来的明确表征。倘一座城市的发展战略中没有创新文化这一条，且这一条没放在主轴之一的地位，绝对不是一个完整成熟的发展战略。
再过2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注定会成为科技竞争的焦点和社会发展的引擎。我们看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表达这种变革要求的往往最先来自文化领域，文化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先导。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业已迎来文化创新的时代。因此，在新一轮城市功能的转换、科技的发展及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都需要我们认真盘点城市文化的家底，继续作拆毁观念壁垒的“去城化”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以一种未完成的清新形象，朝向更光明的未来。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文联副主席）
高研发投入溢出效应 必胜出于世界湾区群
■陈峰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的国家战略定位之一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因此，能否通过创新机制来培养大湾区的科技人才，也决定了其能否达到全球科创高地的前景。
大湾区由9+2构成，2是香港澳门，9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惠州、江门、中山、肇庆9个湾区城市，具有7000万人口。这是世界上正式提出来的第四个湾区，其他三个分别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它们特色各异，分别是金融湾区、产业湾区、科技湾区。
用四个维度来比较四个湾区的科技实力。
世界前200名高校数量：纽约湾区最多，达20个；大湾区的4个是港大、港中文、港科大和香港城市大学。旧金山湾有斯坦福、加州理工等5个，东京湾区只有2个。
全球创新百强企业：东京湾最多，有20个，大湾区是2个，纽约湾区是10个。
独角兽公司：旧金山湾区最多，有93个；纽约湾区是31个；粤港澳大湾区是16个，华为、中兴、大疆这些为主；而东京湾区只有1个。
世界500强企业总部：东京湾区最多，有60个，旧金山湾区则是28个，纽约湾区为22个，粤港澳是16个。
大湾区能否顺利达到预期？
以深圳为例，创新是深圳的主要特色，尤其是民企的创新给这个城市带来很大的潜力。2019年，深圳一年研发投入占比GDP为4.9%，中国约占2%。英国也才2%出头。
高研发投入导致了很多创新，就国际专利而言，广东省有2.47万件，深圳占1.75万件，北京是7000多。深圳大学有247件，在全球高校里紧随加州大学和清华大学。
创新的另一体现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入。深圳于2017年投入120亿，2018年140亿，2019年180亿，增长很快且持续不断。深大2018年全预算约70-80亿，港大不过四五十亿。目前，深圳拥有37年历史的深圳大学、10年历史的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本土院校；还有中外办学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深圳-伯克利学校深圳学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深圳墨尔本生命健康工程学院；也有国内名校校区，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中山大学深圳校区等。目前正在筹办深圳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学院、深圳音乐学院、深圳师范大学。在2025年，深圳至少会有20所比较像样的大学，这是极大的进步。
综上所述，我认为大湾区毫无疑问将会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
（作者为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
三地联手，代表国家
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博弈
■殷德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特别强调， “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此同时，还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数字化转型成为了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引领和提速器。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核心要素，以数字技术和现代信息网络为支撑，通过数字产业和数字部门增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型经济形态，这也是上海提倡的五型经济中居首的创新型经济的主要表现之一。
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全球第一，中国一直保持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地位。美中欧在世界数字经济上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从国内看，我国的数字经济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出明显的城市群驱动发展格局。上海、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率先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引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形成占先优势，而且要更好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数字经济竞争合作，尤其是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博弈。
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博弈主要集中于数据治理、算法治理、数字市场治理和网络生态治理等四大领域。
在数据治理上，美欧已形成了各自的基本模式。欧盟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实施为标志，构建了个人信息制度体系，逐渐成为全球个人信息保护和执法中心。美国则试图构建自己主导的多边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争夺数据资源，尤其是2018年通过的 《澄清数据合法使用法案》（CLOUD法案）为美国获取他国数据扫清制度性障碍。在数据跨境流动上，欧盟也不甘示弱，尤其是2019年5月实施的《欧盟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及其指南，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单一数字市场。中国也一直积极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与实践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不断完善，未来的制度供给重点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上，通过规则博弈为我国数据要素流动保驾护航。
在算法治理、数字市场治理和网络生态治理上，美欧还未形成具体模式，总体处于探索阶段，这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博弈的机会。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要代表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博弈，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中贡献中国方案，尤其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与主张，推动建立各方普遍接受、具有国际适用性的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首席专家）
长三角数字文化消费:
凸显有效需求寻求革命性重塑
■包亚明
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正在向数字化、信息化、服务化转变，数据已成为最有价值的资产，数字经济正展现出巨大潜力。数字文化消费的兴起和发展，是新一轮经济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在文化消费领域的体现。数字文化消费的兴起不仅满足人们疫情期间的文化消费需求，也极大地加速国内甚至全球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进程，文化新业态和文化消费新模式正在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共同命题。
2020年的疫情加速了文化消费需求与方式的转变，在5G新基建加速布局、AI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逆势上扬，展现出巨大活力。随着5G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与科技碰撞催生出更多新业态。
长三角数字文化消费在我国数字文化消费发展中具有标杆意义，长三角所在的东部沿海与长江经济带共同构成我国数字文化指数的两大高速增长带，增长动能由东部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逐步传导。长三角数字文化消费已有相当规模和体量，但仍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显示出强劲增长动能。中央最新提出的“需求侧改革”，为包括数字文化消费在内的“大消费”发展提供了指导，“需求侧改革”不仅“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而且旨在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激发内需潜能、刺激有效需求。
从城市发展角度看，谁的数据更丰富，谁的算力更强大，谁能更好利用数据，谁就能在未来发展中赢得先机。上海瞄准未来数字城市的特征和趋势，通过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完成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和革命性重塑，从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城市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传统优势与新技术的融合、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科技赋能的变革，不仅仅意味着从线下到线上的简单引流、虚实边界的有效突破、以及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互动融合；而是意味着人们想象和体验空间的拓宽、日常生活中数字鸿沟的弥合、现实世界中数字弱势群体的纾困、以及社会凝聚力和普惠性的提升。只有立足于包容性发展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才不至于把线上活动转化成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屏障，才能造就人本视角的城市繁荣和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为上海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科技人文研究室主任）
创新：企业家是主体 保护知识产权是关键
■刘科
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得益于改革开放40周年，现在到了第二个40年，创新的春天来了，很多人都在谈创新，各种场合都在谈创新。
回国前，我曾在埃克森-美孚、美国通用等多家跨国企业任职，回国后，又在企业、高校任职并创业，对各种层面的创新颇有感悟。今天谈创新，我们先要理解何谓创新，为何需要创新。
一般来讲，经济的竞争优势有两点，一是我干的比你便宜，性价比高，二是我能干你干不了的事，即创新。深圳前40年在第一条上取胜，如今成本优势不再，就要靠第二条创新能力。
南科大创新创业学院的口号是创知、创新、创业。创知，就是把钱投进去做基础研究，产生论文文章，一旦发表到Science、Nature等期刊上，就是人类共享的知识，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创新，是把知识转化为有价值的技术的过程，就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创业，是把技术转化为产品和财富的过程。有了财富，继续投入创知创新创业，人类社会就在“创知-创新-创业”中循环发展。
自二战后，硅谷一直在引领世界的创新。硅谷的发展与斯坦福息息相关，它鼓励产学研结合但分工明确，培养人才，孵化技术，但自己不做产业，鼓励教授及学生去创业。斯坦福为硅谷提供高科技研发的灵魂、智慧，它是知识的发祥地。
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以斯坦福的创新精神为榜样，培养下一代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家，聚焦三批企业家。第一批，45岁以下，企业规模几个亿依然处在上升阶段的企业家；第二批，第一代企业家那些在海外读书的海归二代；第三批，深圳高层次人才。一大批掌握核心技术、来到深圳创新创业的企业家，有技术但缺乏管理经验，资金和渠道。我请宋志平、傅成玉、王石、王强等来讲课和做培训。企业家既要有好的教授的系统培养，又要有优秀企业家的栽培，还要去看不同的好的企业。
中国要建立创新文化，一是建好反垄断体系，二是像抓反腐一样建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一个创新社会如果对知识产权没有保护，就相当于在农业社会对小偷没有惩罚一样。要特别重视数字化和全球化。上一轮全球化是美国和西方3亿的中产阶级所驱动，这次中国14亿人口中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需求也足以驱动全球化。
创知的主体是科学家，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企业家。只有企业家能够把政、产、学、研联接起来，形成创新社会。中国的企业家率先有了创新能力，那么社会通向创新的大门就会开得更大。
（作者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