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美路街道九星苑休闲广场改造后成为居民休闲健身场所。社区既是群众生活的美好家园，又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城市治理的稳固底盘，还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石。激发社区治理活力，是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莘庄镇康城社区从“沪上最乱小区”蜕变为“沪上大型社区中最和谐的小区”；颛桥镇银都苑第一居民区从“沪上最烂小区”蝶变为上海市“文明小区”……近几年来，闵行区各街镇、各居民区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激发社区治理活力方面探索出了不少好做法，形成了百花齐放、充满活力的“闵行样本”。
生活上有便利感、邻里间有和睦感、环境上有舒适感、心理上有安全感、当“三长”有荣誉感、对社区有归属感、干群间有亲切感……如今，闵行基层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正日益增强。区地区办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闵行区将加强顶层设计，总结提炼典型经验，进行系统集成创新，全面激发基层社区治理活力。
激活“红色细胞”
强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重中之重。几年前，闵行区就在全市率先系统提出并实践“红色物业”治理制度。如今，这一制度不仅在全区得到广泛应用，并上升为全市性的社区治理制度，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
康城社区和银都苑一居的喜人变迁，正是闵行区推进“红色物业”的成果。不仅如此，闵行全区9个镇、4个街道、1个市级工业区中的569个居民区（行政村）都因“红色物业”的深入推进，促进了物业治理效能的提升。从物业治理的关键指标看，有的推动了物业管理费的调价，如华漕镇银杏新村居民区把物业管理费由原0.35元/平方米/月提高到0.5元/平方米/月；有的提升了物业费收缴率，如古美路街道平吉三村物业费收缴率达到100%；有的降低了小区案发率，如马桥镇夏朵园小区2016年发生入室盗窃5起、盗电瓶8起、盗车3起，自“红色物业”创建以来盗窃案为零。
在推进“红色物业”的过程中，闵行区广大社区在用好诸如把好业委会人选关、提高业委会委员党员比例、建立功能性支部、交叉任职、定期听取业委会报告、公示维修工程账目以及“结构建议权”“人选建议权”“资格审查权”等手段外，还创新了一些好做法。比如华漕镇建立健全了将住宅小区物业治理效能纳入居村书记年终考核制度；虹桥镇金虹桥井亭苑居民区建立了党组织与物业企业“双向进入”式交叉任职制度；梅陇镇普乐二村等社区把业委会成员、物业公司职员与群众骨干纳入社区网格小组；此外，一些社区还通过微信小程序、APP等智能化手段，方便业主参与表决、报修、议事、监督等。
闵行区推进“红色物业”的核心关键，就是全面加强了党对住宅小区物业治理的领导，实实在在地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成了社区治理效能。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在闵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制度设计中、机制运作中、实际效能中。
不仅如此，闵行区还积极建设“红色朋友圈”。首先，把党员作为“红色朋友圈”的核心圈。社区主要通过夯实党员核心圈、构建“三长”骨干圈、凝聚志愿者中间圈、团结普通居民外围圈的方式对“红色朋友圈”进行打造，其中党员“先知、先议、先行”是基本做法。其次，优先选拔党员担任自治组织负责人。如今，“又红又专”已成为不少居民区选拔居民区群团组织的重要标准。“红色朋友圈”的建立，大都走过从“说得上话”再到“团得住人”、从“生人”再到“熟人”、从“联结”再到“团结”的过程……这种“红色朋友圈”的建立，不仅在基层社区形成了“上面千根线、下面一张网”的新型治理格局，而且还实现了组织居民群众并将其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的目标。
红色基因已经流淌在血脉中，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领导核心已成为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证。
强化“三治一体”
在激发社区治理活力的过程中，闵行区各街镇和社区不断强化自治、法治、德治“三治一体”，健全社区治理体系。
首先，推进楼组自治。比如，莘庄工业区把楼组自治拆分成五个步骤，即确定楼组类型、组建自治团队、开展楼组活动、形成楼组特色、巩固自治成果，初步建立起了楼组自治治理体系。到2020年底，莘庄工业区已建成自治楼组1102个，占全部1363个楼组的80.85%，其中“美丽楼组”275个（占20.18%），接下来，莘庄工业区计划继续以每年50至100个的速度逐步实现自治楼组全覆盖。从楼组到住宅小区，从住宅小区再到居民区，这种“先小后大”“先易后难”的进阶式自治路径已基本显现。
其次，做实村规民约。浦锦街道的做法比较典型。第一，街道在“执法”环节与利益挂钩。比如，勤俭村对符合要求的农户授牌表彰，并视等级（分一星户、二星户、示范户）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作出降星或摘牌处理，并降低或取消当年度的奖励和年末福利。又如，景江苑设立“社区诚信红榜”，上榜者可申请物业费优惠、停车费减免或兑换小区沿街商铺的相关服务等。第二，在“普法”环节强调活泼易记。比如，浦江村考虑到村规公约内容较多，一时难以记忆，便以“三字经”的形式提取村规公约的精华。现在，浦锦街道的村规民约有六言韵版、顺口溜版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改变了过去把公约“停在嘴上、留在纸上、刻在墙上”的“稻草人”状态，实现了“社区共识达成、居民习惯养成、日常执行有成”。
第三，培育社区新德治。在闵行区的一些社区，已经出现“现代社区新德治”的雏形，如孝老停车、定期捐助、文明议事、邻里守望等。孝老停车，主要体现在子女驾车看望老人给予停车费减免上；定期捐助，主要体现在一年一度的“阳光下的至爱”捐款上；文明议事，主要体现在协商议事的规则和程序上；邻里守望，则主要体现在儿童和老人照护以及日常邻里关系的处理上。
第四，强化需求导向。有关调研显示，闵行区居民自治活力较高的自治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与居民群众“急难愁盼”相关，与居民群众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相关，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也就是说，与居民迫切需求息息相关。比如，莘庄镇康城社区梳理出了10个热点问题，分别是旧水景改造、垃圾分类、老年食堂、文明养宠、快递件投放、非机动车停放、非机动车充电、停车位紧张、广场舞扰民、交通出行，这些都是居民关心的话题，自然吸引了大家的高度关注、讨论和参与。
构建多元力量协同平台
居民在公共阳台养鸽子，曾在古美路街道平吉三村引发矛盾。为此，居民区约请了房管、城管、环保、公安等多个部门，和居民共同协商，最终解决了问题。这个案例体现了闵行区激发社区治理活力的经验之一，那就是想方设法构建各类协同平台，不断提高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
为了夯实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自治共治基础，闵行区不断加强执法（管理）力量下沉的统筹管理。该区坚持依法依规、精准放权、强化保障、权责一致的原则，在充分借鉴“5+1”（城管、房管、水务、规土、安监+网格化中心）执法力量下沉经验的基础上，将下沉执法力量紧密融入街镇原有的管理体系，赋予街镇对下沉力量的管理权和考核权，强化执法衔接、硬件保障、公安保障和司法对接、考核评价等“四大机制”建设，持续推进治理资源和治理要素的挖掘和整合，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奠定内生性的自治共治基础，优化完善网格化管理模式，推动执法力量进一步下沉，努力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优化社区治理智能化建设，也是一个关键支撑。目前，闵行基层社区比较常见的应用场景有居社互动、出入口智能识别、非机动车智能停车及上楼阻止、机动车智能停车、智能监控（包括高空抛物监控）、微信群沟通交流、电子签核等。比如，新虹街道爱博四村的“智慧小区”、莘庄工业区部分小区的“电梯智能阻车”、莘庄镇康城社区的“社区日常维修电子签核系统”等。
同时，闵行区不断健全多元力量协同机制。例如，莘庄镇康城社区建立了“3+4+X”社区治理工作架构。“3”为服务力量，包括康城党群服务分中心（邻里中心）、康城社区事务受理服务分中心、康城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4”为管理力量，包括城管工作站、市场监管工作站、警务工作站、房办工作站；“X”是其他力量，按需对接其他职能部门和区域单位。通过区域化党建平台建立共建机制，也是办法之一。比如，吴泾镇启动“联动第一湾”区域单位轮值项目，轮值单位在轮值期间为吴泾区域内的社区居民提供各类主题服务。又如新虹街道爱博五村居民区，在垃圾分类过程中，与东方航空公司开展党建共建。
在这样的过程中，闵行区大力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比如，借助于政府支持美丽家园改造、既有多层住房加装电梯、垃圾分类、智能车棚建设、智慧社区建设等工作的契机，该区各街镇、社区广泛动员居民积极参与，激发社区治理活力。比如，江川路街道安宁一金榜人家小区部分景观架存在安全隐患问题，通过打好沟通“亲情牌”，引导居民共同破解景观架拆除难题。同时，该区还依托社会组织赋权增能，一方面为居民自治合法性进行“背书”，另一方面也为居民自治提供专业支撑。比如，七宝镇中春路第二居民区聘请第三方组织对物业公司服务成本进行评估；马桥镇夏朵园小区在调整物业费时请第三方组织评估涨价必要性；莘庄工业区瓶安路居民区由第三方组织指导建立了瓶子菜园；颛桥镇银一居民区借助社会组织“蔷薇工作室”，指导小区矛盾纠纷化解。
健全各级协商议事机制
莘庄工业区的“瓶安议事厅”、虹桥镇的“居民半月谈”、马桥镇的“周周会”、华漕镇的“洋居民议事会”、浦锦街道的“弄长议事制度”、莘庄镇的“吾家议事厅”和“楼组联盟”……如今，在闵行区各街镇，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小有名气的居民议事品牌，有利于健全各级协商议事机制，进一步形成社区治理合力。
目前，在闵行全区多数居民区已基本普及的协商议事平台一般都具有综合性功能，即一个议事平台上同时实现需求汇集、协商议事、投票确认、立项实施、反馈评价等多种功能。比如，莘庄镇康城社区业委会，就物业管理费调价事宜先后召开了6场协商议事会。第一场是内部沟通会，第二场到第五场是在社区内的4个小区分别举行，第六场再邀请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居民参加，采用公开报名模式，共100多人参加。由于事先进行了充分的沟通，2020年1月康城社区顺利实现物业费涨价。
类似的探索还有不少。比如，新虹街道爱博五村2018年在创建“红色物业”过程中，由业委会、党员代表和物业公司代表共8人组成共治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居民与物业之间建立了一个沟通协作的桥梁。又如，梅陇镇普乐二村居民区在“四位一体”的基础上，再吸收小区党员、楼组长、居民代表等骨干力量，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并邀请他们参与联席协商会议，将原来的“四位一体”上升为“多位一体”……
议事平台和制度的建立，以及实体化运作，不仅实现了以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带动社区居民民主，还使得居民自治领域的民主协商和全过程民主、实质性民主具有了可操作性。
加强社区治理队伍建设
强化“班长工程”、加强“三长”队伍建设、引导年轻人参与社区治理……闵行区在激发社区治理活力的实践中，还不断探索完善赋权增能机制，加强社区治理队伍建设。
近年来，闵行区在配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及其年轻化、专业化方面取得明显成绩，有力推动社区党组织书记成为社区治理的“主心骨”。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坦言，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居村书记这个“关键少数”的担当作为是关键。有的居民区，仅仅调整一位居村党组织书记，治理结果却大为不同。有的地方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推动居村党组织书记担当作为。比如，华漕镇将包括物业费收缴率在内的住宅小区物业治理效能纳入对居村书记的考核中，同时实行“居—村”党组织书记双向交流机制，起到了良好效果。
“三长”队伍，也是居民自治的桥梁纽带和重要依托。实践证明，居民自治的效能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三长”队伍作用的发挥，尤其是楼组长作用的发挥。在这一方面，颛桥镇银一居民区的做法比较典型。银一居民区从楼组长的遴选、培育、履职、激励、退出等方面着手，基本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这一办法，该居民区实现了楼组长从以前“谁都不愿干”到如今“不少人抢着干”的转变。而古美路街道平吉三村居民区和梅陇镇高兴花园社区，则通过建立居民人才数据库或社区骨干档案的做法，为居民自治所需的各类人才遴选提供了有力支撑。
闵行区还十分注重引导年轻人参与社区治理。有的居民区重视遴选就业年龄段人群担任楼组长，如莘庄镇水清一村居民区104个楼组长中大约有10个“上班族”担任楼组长。有的居民区则从年轻人需求出发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如马桥镇景城品雅苑小区，先是通过调研把握年轻人需求，再根据需求孵化由年轻人组成的队伍，最后通过队伍引导年轻人参与社区治理，“三部曲”为引导年轻人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基本路径。
在加强社区治理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闵行区还不断完善激励机制。有的地方逐步探索完善业委会委员津贴制度。如马桥镇夏朵园小区业委会委员每月拿900元津贴，副主任拿1000元，主任拿1200元。有的地方，则推出“三长”和志愿者补贴和慰问品制度。补贴金额不高，慰问品价格也不高，但亦具一定激励性。莘庄镇康城社区有“时间银行”制度，华漕镇则探索了“微治理”积分制等。精神激励，更是至关重要。比如，颛桥镇银一居民区就设置了很多奖项，通过精神激励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