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楼师傅应了电话来开门。先打开里面一扇门，门上挂一幅白色绣花帘，苏菲·玛索曾以曼妙身姿斜倚此门拍过杂志大片；再从里打开外层铁闸门上落的锁，把闸门向两边拉开。从明晃晃的阳光所照射的顺昌路上，一脚踏进没开灯的昏暗小店，面对一房间老物什、老海报，忽地生出了岁月悠悠，世事茫茫之感。
由于整片街区动迁，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门营业的和平美发厅于9月16日正式歇业了。走过近80载岁月，和平美发厅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家默默无闻的街道便民理发店，跟“南京”、“新新”等大店的名头和排场是不能比的。不想，歇业前的一段时光倒变成人们扎堆打卡的网红店。
先有各路明星、各国摄制组前来取景拍摄，后又有穿旗袍的年轻女客人，做了张爱玲八岁时就想梳的“爱司头”，拍下得意照片上传到小红书和抖音等平台，渐渐慕名而来的人就多了。在王师傅印象里，大约从一年多前开始，此地的陌生面孔构成客人群体的大部分。“我一问，都是在网上看到寻过来的，说我们这里复古嘛。”
和平美发厅的走红，是由当代人寻觅、重温一段老上海传奇的心理促成的。然而它虽诞生于老上海，却实实在在谱写了一段打着新上海烙印的传奇。王登楼，这个40多年前从扬州农村顶替父亲来沪的青年，凭靠自己的一门手艺、一份信念，胼手砥足在这座城市中挣得了自己的位份。他在新中国的经济转型中果敢尝试，救活一爿普通的社区理发店，使其存在得以延续，并进而延续成为一段传奇——在中国，一家将近80年的理发店足以构成传奇。
而为和平美发厅的传奇提供可能性的，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座城市，这个时代。
一天卷20多个头药水上到手破掉
烫发重新成为一件被社会认可和允许的事情，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
当王登楼1978年从部队退役，并享受子女顶替政策来到上海时，他立刻被分到巨鹿路小菜场里的昆明理发店，跟着店内老师傅从洗头开始学起，掌握了一整套美发的技术本领。烫发当时定价5元左右，而普通百姓工资每月34元。价钱不便宜，但大家热情高涨，必要满足禁锢已久的爱美之心。
“女同志们多少开心，每天排着队来烫头发。”他一天要卷20多人的头发，“上药水上得手也破掉，以前无所谓的，哪里来手套给你带”。
当时上海理发业的结构是每个区开几家中心店，再下设众多网点，方便百姓理发需求。从老家来到上海、没有落脚地方的王登楼起先就睡在卢湾服务公司理发合作中心店的店面里，“单位领导照顾我，也有让我帮着看房子的意思。晚上在里面睡一觉，白天去上班”。
中心店里有台电视机，在当时是稀罕物什，街坊邻居每夜来这里看电视。
来得最勤的阿姨住在中心店楼上，她的女儿后来做了王登楼的太太。两人结婚时，太太头发是他亲手所烫。
如今年轻人听起来颇有浪漫之感，譬如古时丈夫为妻子画眉。但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寻常。“那个年代还早，刚恢复烫发，也没什么流行的样式，就给她随便烫了烫。”
一个人有了家，在这座城市就有了根。
理发店搞承包连亏了三个月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对于此前一阵风设立的无数国营理发网点而言，如遭灭顶之灾。“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就看你这个店是不是能赚钱，不赚钱就关掉，很多老的理发店就这样关掉了。”为了维系生存，大大小小的理发店也开始仿效社会其他行业搞起承包制。王登楼接到公司任命，来和平美发厅担任负责人，把店承包下来。
和平美发厅当时虽已经历近半世纪的风雨沧桑，仍只是一个普通的理发网点，面对生死存亡的竞争，是没有优势可言的。面对未知，很多人不愿冒险，但王登楼一口答应，“让我干，我就干”。
按规定，承包后每个月的收入四六拆账。六成给职工，四成里扣除上缴给公司的部分，再付完水电煤，剩下就是他自己的收入。与此同时，店里那些80年代购置的烫发机、空调和理发椅等设备也一并被他承包下来。“就这些椅子，每把都是老价钱。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采取分期付款。”
最初三个月，连着亏损。“每个月交给公司的钱是一分都不能少的，里面还包括场地费。生意做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只好自己贴。每个月只能做1000多块，全部上缴还不够。自己一分钱赚不到还要倒贴。”王登楼把一副老式算盘拨得噼啪响，也多算不出一块钱来。他心里清楚，问题出在了服务态度上。“从国营体制转变过来，职工的心态却还没能扭转。总以为还是吃大锅饭的时代，三天两头请病假。客人来了也不好好接待，自己往沙发上一坐。”王登楼想辣手一点，但老职工又不好辞退。
“只能慢慢花功夫给他们矫正思路，让大家知道现在是多劳多得的时代了。你态度好，客人就让你多做点。态度不好，也没有客人找你，那你不是赚不到钱了嘛。第四个月开始，总算盈利了，后来就一点点好起来。”
买下店面落空这下想明白了
渡过难关的和平美发厅活了下来。到2001年，上海的理发行业又刮起新风向，国营店开始从承包制转民营了。
公司向王登楼提出，把这家店全部转手给他个人，等于和公司脱钩。根据评估，整间店面100多平方米，当时值48万元。双方谈妥条件，这爿理发厅转制以后他需带上10名职工，一名职工可抵3万，10名职工抵30万。剩下18万就由他自己解决，但要求这笔资金一次性付清，房产就转到他个人名下。
“我一个理发的，哪里来钱？但我也想尝一把自己当老板的味道。”正巧当时王登楼一家所在的复兴路动迁，他没要房子，拿了现金打算补到这里来。但公司又将事情搁置下来，且终是泡汤了。对他来说，等于两头落空：店也没买下来，又耽搁了买新房子。王登楼觉得，这事情公司做得有点不地道，但他也默默接受了。“进入新时代，人的观念变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很多事情也是第一次遇到。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总有点想法哇，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
如今顺昌路要动迁了，很多不明底细的人都说王师傅运道好。“侬这下开心了，动迁款到手不得了，发财了！”王登楼听了嘴上不声不响，部队里当兵养成的习惯，他不喜欢与人多啰嗦，但心里是有苦说不出。
“我早就想明白了，做人就踏踏实实，不要指望天上掉横财。这家店到最后还剩下六名职工，都老了。女同志都60多岁了，我也69了。大家都是靠自己努力，想办法生存下来，活得好一点。”
10来年一周做七天做人大气留住老客
虽然时代向前，物价也持续上涨，但作为一家为附近街坊邻居服务的理发店，和平美发厅这些年涨价的幅度十分有限。
“上世纪90年代，长头发的女同志做个头九块多，短头发八块多。一直到关门前，相同一套洗吹程序做下来我们也就收35块。一般性烫个头发，就是250块。”
没如愿转成民营，但收入成了五五分，职工拿一半，剩下的一半扣掉一切应缴费用后就是属于王登楼自己的收入。场地费也逐年往上涨，这些年，他每月需向公司支付5500元场地费。
现实如此，想多一点收入，除了工作再努力点，还要能省则省。每天早上7点，王登楼骑一辆长满锈迹的自行车就来开门了，拖地板、打扫角角落落的卫生，几十年如一日。他曾经连续10多年一周做满七天，只在国定假日的时候休几天。这些年年纪上去了，他每个礼拜放自己一天假。“实在不敢走开，店里东西坏了，你要修哇？时间长了，东西都老了。所以要守着，随坏随修。叫人家上门来修，又是一笔费用。”
早些年，王师傅也想过把店面翻新一遍，理发店也要与日俱进嘛。“但如果翻新，产生的费用全部要自己承担，公司是不会管的。为了节约点成本，就把现有的维护好就行了。所以我基本是隔两年，自己重新刷一遍油漆。”出乎他意料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反而欣赏这种环境，“她们告诉我，觉得这里像自己妈妈年轻时候的环境”。
社会的大变迁，体现在理发店的小群体身上。
“生活好起来了，阿姨妈妈要好看的越来越多了。附近上了年纪的女同志，对这里像是有种寄托感一样的，每个礼拜要来一趟洗一洗，做个造型。”老顾客多，等于收入就有了保障。“我们这里从来不会让客人充卡的。”王师傅讲：“我们的观念就是，你认为好了，认可我们，再来做回头客。我们不会用钱来绑住你。现在人把充卡当做一种时尚，卡一掏，好像派头蛮大。其实你被他们控制住了，以后想去也得去，不想去也得去。”
虽然小本生意赚的都是辛苦钱，但王师傅做人大气、洒然。这些年遇到掏不出钱付账的客人，他大都挥挥手让他们先回去，下趟再说。然而下趟真的回来补上的是少数。“几十块钱的事情，不要撕破脸，但也不代表可以没底线。”王师傅讲起一个小年轻，来了三趟。前两趟没付钱，只当店里的人不认识自己，第三趟还想赖账，他喊了警察。
“刮个光头，就40块钱，连这点钱都拿不出。第一次说，忘带钱了回去拿，回去就不来了；第二次用手机扫，扫不出来了。我也让他先回去，下次再付。第三次又来了，又玩这个花头。我说‘你也别讲了，你这个手机是坏的，总归扫不出来了。’他要把卡押在这里，我不睬他，直接叫警察。最后他不知道用啥办法，搞来20块钱。算来，让他去来。”
给苏菲·玛索烫发和苗侨伟阮经天搭戏
王登楼白棉布衬衫，直筒牛仔裤，一双尖头黑皮鞋铮亮，有一派他这个年纪的人少见的干净、利落。唯独裤脚管到鞋面露出的一截尼龙袜，透着点爷叔才有的审美趣味。
王师傅这一行做了40多年，在每个年代里顺应潮流，打造上海人头上的无限风光。“不能烫发的年代，女同志最流行的是京剧里柯湘的造型，一刀平。到了80年代，人人看山口百惠的电视剧，很多人烫她的短头发。90年代么就是港风了，但当中有段时间，上海很流行‘袁鸣式’，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她当时烫一个翻翘的发型，客人跑进来都说，就要做‘袁鸣式’。”潮流千变万化，但在他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波浪头最漂亮，因为可以把女性的面部轮廓、线条衬托得很有立体感。
自去年起，客人里生面孔多了，都是慕名而来，以年轻女性为主。她们都是来尝试不同年代复古烫的，有人喜爱港式大波浪，“羊毛卷”，有些人要做民国样式，王师傅便为她们打造出最适合搭配旗袍的手推波纹发型。他很欢迎这些年轻的客人，他看她们或梳“爱司头”配一袭高开叉旗袍，或着80年代双肩高耸的西装、顶一头“羊毛卷”，便忍不住眯起眼笑，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想法”。
王登楼起身环顾一圈店面，所有东西都在，唯独没了人。一个曾经热闹的人地方没了人，才是真正的冷清。他指着沙发上方贴的照片介绍：“这是苏菲·玛索、郭采洁、苗侨伟、王嘉尔……喏，这个是王景春，王景春认得哇？还有肖全，帮张艺谋拍过照的哎。”2015年苏菲·玛索来上海参加活动，并为时尚杂志拍摄了一组大片。王登楼为她上卷、烫发，这个法国女人戴着满头发卷，身披风衣，叼半截烟走在4月的顺昌路一带：那么天真，那么诱惑。
“苏菲·玛索是好看，真好看。”王师傅大半辈子和各种女性打交道，他对于女性美有自己的理论：“不能光看五官，还要看气质，看她的待人接物、举手投足。苏菲·玛索这样的大明星，对人是客气得来。有些明星就不客气的……”他慌不迭拍拍自己的嘴：“不讲了，上次采访讲了个谁，结果被批评‘侬老是去评论人家做啥啦？’我想想，实事求是的话都不能说了。所以以后再有人问，我就讲‘都还可以’。”
他用手指轻抚过这些照片：“回头要把它们都拿下来，带回家去收藏。”这些照片里，有他自己的一张剧照。也是2015年的时候，他在一部以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出国潮为背景的电影《纽约纽约》里本色出演了一个剃头师傅。电影中有一幕就在和平美发厅取景：苗侨伟演的美籍华人米先生和阮经天演的酒店领班路途在理发时偶遇。米先生指着王登楼演的廖师傅对路途说：“来上海，一定要找廖师傅。”廖师傅笑应：“是米先生照顾我，路途你先坐。”镜头转到理发椅上，廖师傅为路途兜上围布，用扬州话熟溜蹦出一串对白：“他现在不得了，到美国去了，做大老板了。每趟家来了，还是找我给他剃头。他不相信人家。”
王登楼回忆：“这一段拍了三、四次还是五、六次？有时候是我出问题，有时候是他们出问题。”但直到今天想起来，他仍然觉得这次演电影的经历是自己这辈子最快乐的事。
和老客再说一次“再会”
30年来，王登楼大多时间在和平美发厅度过。
你问他这样操劳大半辈子有没有意义，他说：“不是很好吗？做了一辈子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平平淡淡，但到了关门的时候，好像还有点轰轰烈烈，你们媒体也都来报道了。不像人家很多店，结束的时候鸦雀无声。”
遗憾总有一点的。
“因为还做得动，总归有留恋，但也要留点时间给自己。毕竟快70岁的人了，还有多少时间活啊？”他打算，接下去自己要出去多白相相。“这么多年也没出去过，连上海都没时间好好玩过。现在彻底退休了，就把上海这么多地方兜一圈，这样已经很好了，可能都兜不过来。”
他日常接触的世界就是这100平方米的世界，他做人的道理，也是在这片方寸之地里悟出来的。“做人第一要紧就是顺其自然，二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什么，就要做得果断……”
他还在分享自己心得的时候，手机响了。
“王老板，你们这里不做啦？”
“不做来。”
“已经关特啦？”“关特，前两日就关特了。”“正式结束啦？”“是哎，结束来。”“哎，好休息了。”“哎，休息休息。再会哦。”“再会，再会。”
王登楼有些惆怅，他不知道离开顺昌路前是否还能再见一面这些经常帮衬自己生意的老街坊。此时的门外又有人在探头张望了，这是这个下午来的第五或者第六波人了。王师傅打开门，是两个年轻女孩。她们在网上看了介绍，特意要寻王师傅烫头发，其中一个还找了套复古衣裙穿了来。她们此前没听说和平美发厅已经歇业，脸上难掩失望。
王师傅的脚步很少迈出自己工作的地方，但在这片局促的天地里，他没有漏掉一点外头广袤世界的消息。他在这里看了很多事，听了很多事，心里也藏了很多事。他的身上结合了长年浸润上海本土生活所积聚的市井智慧，以及昔年当兵时所养成的果敢。你看到他这个人，听他说说话，就知道一爿像和平美发厅这样的小理发店得以历经经济浪潮数度冲刷而不倒，自有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