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面取消农业税为起点，惠农政策不断扩面提标，从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到持续改善农村民生，农民兄弟腰包里的变化，是40年来改革强农惠农最好的注脚。
“1985年，我当采购员一年挣3000多元；2008年我办起了合作社，年利润30多万元”
――从大包干“分田”到参与市场经济“分工”，再到享受现代农业“分红”，越来越多的农民挣脱土地的束缚，生产升级，生活出彩，让土地“生金”
凤阳县城南7公里处，是著名的明皇陵。紧挨着明皇陵的是凤阳县大庙镇东陵村。
“你就在村委会门口等着，我马上来接你。 ”8月29日上午，74岁的陈冠玉在电话那头搁下一句话。一会儿功夫，一辆老年代步电动车驶了过来。陈冠玉有着浓浓的眉毛，瘦削而精神。他热情地和记者打了个招呼，开着电动车将记者带到东陵村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农田里，成排连片的农业大棚一座挨着一座。
在合作社的接待室里，陈冠玉一边招呼记者品尝刚摘下来的黄瓜，一边聊起40年来的“收入账”。
“1985年，我当采购员一年挣3000多元；2008年我办起了合作社，年利润30多万元。 ”陈冠玉说。
陈老为啥外出务工，又为啥返乡务农？故事要从三四十年前讲起。
上世纪70年代末，东陵村搞起了“大包干”，陈冠玉家分得11亩地。包产到户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了，收入也跟着增长。 1978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3.34元，1980年增长到184.83元，1988年进一步增长到485.5元，10年间增长3.07倍。 “大包干”的红利，让农民的粮仓满了，手头也跟着宽裕起来。
“1976年，我家午季每人只分了17斤小麦。包产到户之后，家里的务农收入提高了70%。 ”陈冠玉说。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农业税费增加，种粮效益下降，种地收入越摊越薄。
凤阳县农委农经总站副站长周士荣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凤阳县农业税亩均3.25元，提留统筹由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组成，亩均9元。到了90年代，农业税亩均15.6元，提留费用有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计划生育费、教育附加费、优抚款、民兵训练费。最高时，提留费用亩均达到78.9元。 ”
看到田地里“刨”不出钱，头脑灵活的陈冠玉想去外面闯荡闯荡。很快，通过朋友介绍，浙江湖州一家绣花厂向陈冠玉抛出了橄榄枝，请他去做销售员。消息不胫而走，陈冠玉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弄潮儿”。没过多久，他又到凤阳县对外贸易公司上班，干菜籽饼采购员，尽管要四处奔波，但收入可观。
“1985年，我一年能挣下3000多元，在农村可以盖起一栋房子。 ”陈冠玉回忆，“那会儿，我老婆在家务农，刨去农业税和买种子化肥的钱，每年就落下点口粮。 ”
上世纪80年代初，东陵村外出打工的人零零散散，并未成气候。到90年代，情况就不同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农村却还在按老模式来搞农业生产。”陈冠玉感叹。1990年，东陵村一半的劳动力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务工收入占到了农民总收入的60%以上。
“那个年代，孩子上学、亲友间的人情往来，家庭花销基本都来自务工收入，种地只能收点粮食糊张嘴。 ”陈冠玉说。
“过去家里收入主要来自务工，现在都来自务农，我在合作社一年收入有2万多元”
――从免农业税到以工补农，再到新农村建设，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新阶段，农民由分散走向联合，返乡“能人”叩开致富之门
政策的变化出现在2000年。我省率先在全国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逐步规范、减少涉农收费。在凤阳县，亩均农业税及附加从过去的近百元，减少到47.5元。随后继续下降至33.8元、14.6元。 2005年我省全面取消农业税。
不但不交税，政府还给农民发补贴。 “2004年至2005年，凤阳县粮食直补亩均15元、良种补贴亩均10元；2006年至2015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综合补贴共计亩均130元至150元。 2016年之后，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每亩97.5元。 ”周士荣介绍说。 “这么一免一补，每亩地能增加一两百元的收入，切切实实得了好处。 ”陈冠玉说。
免征农业税、增加种粮补贴，让东陵村村民看到了“农业有奔头、能赚钱”。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第二年，陈冠玉就联合村里的几个种粮大户，领头办起了凤阳县东陵村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这个在外闯荡多年的“能人”，终于下决心扎根农业。
陈冠玉办合作社的初衷，就是以农民互助合作的形式，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趁着凤阳县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合作+信用合作”试点，陈冠玉等人设计了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利用入股村民的闲散资金为股东们提供小额互助资金。
税费改革，如同一个转动的齿轮，驱动着农村改革走向深入。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民由分散走向联合，就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建大棚、规模化种植苗木、草莓、葡萄，县里都给补贴。有了好政策，为啥不干？ ”陈冠玉下了决心。
2011年，合作社流转了200多亩土地，种植苗木花卉和蔬菜。 2014年再次流转了400多亩土地，种上葡萄、草莓、西瓜、梨树、桃树，搞起了时髦的“水果采摘”。
8月29日中午，顶着仍有余威的秋阳，陈老领着记者逛起了园子：“瞧，这是葡萄园，那是桃林，前面是梨树。我们的园子离明皇陵近，游客来旅游的时候，也可以顺道来我们这采摘水果。 ”记者放眼望去，茂盛的桃林尽头隐约可见一道红墙，红墙那边就是明皇陵了。
扶贫路、创业路、同心路……果园里，一条条水泥路笔直平坦，四通八达。合作社监事长陈学龙告诉记者：“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总投入约320万元，一半资金来自农业、财政等部门拨下来的补贴。 ”
如今，合作社已流转土地800多亩，拥有日光温室大棚一座、5组连栋大棚一座、10组连栋大棚一座，钢架大棚近100个，打造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新型农业产业园。
“园子效益如何？ ”记者问。
“2014年，水果采摘刚起步，当年草莓、蔬菜产值只有七八万元，利润大约是两三万元。到了2017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20多万元，利润有30多万元。”陈学龙答道。
“支农政策不断出新，给了我们发展现代农业的信心和动力。 ”陈冠玉恳切地说。
农业发展了，效益上去了，能赚到钱，让务农的人心里踏实了。 “过去家里收入主要来自务工，现在都来自务农，我在合作社一年收入有2万多元。 ”陈冠玉还主动和记者聊起自家的收入：其中工资2万元，分红2500元。另外家里还流转了几亩地，每年租金收入近3000元。
“自家日子过好了，还要‘有福同享’，依托农业合作社，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从多打粮到惠民生，再到“挖穷根”，新时期惠农政策不断提标扩面，庄稼人有了更多获得感
站在东陵村村委会门前，记者举目四望，道路整洁，一排排小洋房掩映在绿树中。 “这样的小区，我们村一共建了6个，已有2000多名村民入住。”东陵村党总支部书记顾文超说。
近年来，随着惠农投入不断增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加大，东陵村的村容村貌越来越美。集中居住区之间互通水泥路，路边装上了路灯；村里设置了景观塘、节点绿化，建起了居民健身广场。 “我们村的保洁由一家环卫公司负责，就在村里聘用保洁人员，给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顾文超告诉记者。
从激励农业生产到着力改善农村民生，秉承“多予少取”的基调不变，惠农政策不断扩面提标。
村委会是一栋两层小楼，白墙黑瓦，简洁现代。8月29日上午，记者走进村委会办事大厅时，几位工作人员正忙着统计扶贫信息。 “村里原有51户贫困户，现在已脱贫34户了。 ”顾文超说。
“自己日子好过了，还要‘有福同享’，依托农业合作社，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陈冠玉说，“没脱贫的贫困户，都纳入到合作社里了，每年参加分红，算是给他们‘发红包’。 ”
在凤阳县东陵村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扶贫的方式有好几种。 “我们有专门的扶贫大棚，贫困户可以栽种水果、蔬菜，等有了效益再给租金，这种模式我称为‘造血’。另一种模式是，贫困户可以来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园务工，劳务工资70元一天。 ”陈冠玉告诉记者。
8月29日下午，在合作社的招待室里，记者见到了村民张建清，一张黑黑的脸膛，十分朴实。
早在1988年，张建清就在蚌埠跑起了运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一年能挣六七千元。 “那会儿在家务农不挣钱，只能出去打工。 ”张建清说。
2002年，在家务农的妻子突然得了重病，治病花去了家中大量积蓄。为了照顾妻子，张建清只得返乡，同时寻找新的挣钱门路。
“我本想种植葡萄，摸摸兜里，却掏不出买两亩葡萄苗的钱。 ”张建清的话语有些苦涩。
东陵村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成立后，张建清参加了合作社，一边在农业产业园里务工，一边跟着技术人员学习葡萄种植技术。
学会技术后，他通过合作社贷款了2万元，买了葡萄苗回家种植。 “一开始只种了两三亩，现在已经有六七亩葡萄园了。家庭收入也节节高。刚开始种植葡萄时，年收入大约万元左右，现在已经达到两万元。 ”张建清说。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才能更好地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民幸福指数。 2015年，东陵村成立了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流转土地、盘活固定资产、美好乡村项目建设等措施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同时，依托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等7个农业合作社，不断推进生态效益农业发展。
“目前全村共有合作社社员534户，5个畜禽养殖基地。其中，东陵村新农村建设互助专业合作社把瓜果采摘、大棚蔬菜等种植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产业，带动示范效应明显。 ”顾文超说，“如今，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多元化，包括务工收入、务农收入、合作社分红等，2017年底，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4630元。新农合参保率达100%，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5%。 ”(记者 田婷、史力)
【40年改革领跑路】一块田上的惠农“变奏曲”――从农村税费改革看“三农”发展①
【专题】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专栏】40年改革领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