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之前，苏轼在惠州修桥筑路、改良农具、造福百姓，不顾贬谪之身，多方斡旋，朝廷最终同意其改革赋税制度的建议，“纳役奏改钱米各半”，“民受赐多矣”。在惠州的惠民事业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千年之后，惠民依旧是这座城市最为看重的城市发展底色。日前召开的市委全会提出，“强市”的最终目的是富民、惠民，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惠州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个“一流”的城市必定是一个城乡协调发展，居民收入节节升高的城市，也必定是全体居民得以充分分享发展“红利”的城市。在新的发展阶段，惠州“惠民之州”的招牌不仅不能丢，还要不断充实和丰富其内容，不仅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拥有高品质的生活，更让每一个惠州人都充分参与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实现“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携手而行，居民收入与社会文明齐头并进。
一
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社会治理良好的城市，首先是一个居民各方面生活需求得到及时和充分满足的城市。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的基本需求，惠州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适宜的温度让东坡有“长条半落荔支浦……直恐冷艳排冬温”之句，感叹北国梅花在南方的惠州也能有“冬温”滋补；西枝江和东江润泽大部分区域成为农作物的天然水源。作为重要的农业大市，惠州不仅为本地居民提供丰富的粮食和蔬菜，还是供港蔬菜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惠州近年来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成效显著。县区医院软硬件建设快速提升，医疗联合体稳步推进让更多惠州人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能享受“三甲”医疗服务；不断增加的公办学位基本满足了惠州孩子的教育需求，仅2017年，惠州就新增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1万多个，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2.65万个；交通方面，高铁、城轨、机场和港口样样俱全……
然而，这距离惠州建设“一流”城市所应该匹配的“一流”惠民水平仍有相当差距。惠州的公共服务还应更加适应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新趋势。
今年7月开始，惠州各级医疗机构实行以身份证或社保卡进行实名制诊疗，市民在市内任何一家医院就医只需带上身份证或社保卡即可通用。在笔者看来，应该探索将交通出行、教育培训乃至文化娱乐等更多服务内容集纳在一张卡片，实现城市公共服务的“一卡通行”，这有利于惠民政策的快速落地，更能增加身为惠州人的自豪感，打响惠州的城市品牌。
二
与市区相比，乡村既可以是区域发展的短板，也可以是提收入、增文明的最大亮点。
近年来，惠州坚持“抓两头、带中间”，一头抓好新农村示范片提升，另一头抓好150个示范村创建，全面推开新农村建设，选派干部担任乡村“第一书记”扎根驻点，涌现出松树岗村、观背村、横江村等一批“网红村”。广东海纳、广东祯州集团等企业通过与农户合作，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做足荔枝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再与惠阳吉他等文化产业相结合，将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做得风风火火，乡村治理有声有色，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惠州的乡村振兴有着自身的特殊状况。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反哺农村”发展的阶段。根据最近一次人口统计，惠州全市城镇人口占比（2015年为68.15％）距离佛山等城市（2015年佛山市为94.94%）仍有相当差距，这意味着惠州的城市化尚未完成，换言之，城市产业的持续发展带来的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惠州提高人均收入的重要方式。
惠州同个县区之间的城乡发展情况迥异，不同县区之间的农村发展状况也是差异明显，如果将大亚湾沿海乡村的扶持政策全部套用在龙门山区农村，很可能就会造成“驴头不对马嘴”的情况。
市委全会提出，必须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不能把城镇化的理念简单照搬到乡村。要坚持以城带乡，促进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社会治理与城市融合。
除了在空间上因地制宜，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在时间上也要有计划地分阶段精准施策。
在这方面，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推崇，考察其发展路径，可以划分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推动农村建设阶段，民间自主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环境整治阶段和文化建设阶段，民间完全主导推动社区文明建设及经济开发阶段城乡发展不匹配的问题。针对三个阶段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其发展动力、政策侧重和参与主体都有明显区别，最终促进了韩国农村的发展。
三
家和万事兴。惠州要实现城市发展的全面“一流”，离不开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在这方面，“之家”形式的社会组织不仅是惠州在这一领域的有益经验，也是其他城市参考借鉴的有效范例。
近年来，惠州创新建立复退军人服务体系，对转业安置的军人提供“阳光安置”、“对口安置”或免费提供岗前培训，还成立并推进建设流动商户之家、特色“妇女儿童之家”，让更多人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社会治理中，“法”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为解决基层干部、村民法治观念相对淡薄的问题，惠州从2009年起在广东率先推行村（居）委聘任“法制副主任”制度，聘请律师担任“法制副主任”，走村入户，采取以案说法、法治讲座、法律咨询等形式，成为惠州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最佳注脚。
市委全会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巩固提升“法制副主任”“复退军人之家”等社会治理品牌，发挥群团组织的枢纽作用，积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身处政府提效、产业革新、社会转型的当下，惠州要实现“一流”目标，迫切需要通过政策引导让改革发展的参与者“多多的”，旁观者“少少的”，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需要从最基层的村小组、居委会到全市层面各政府部门的相向而行，更加需要越来越多的“之家”发挥其作用。
1935年冬，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深入吴江县开弦弓村参观访问一个多月，此后又多次前往调查，“以管窥豹”，掌握了当时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诸多极有见地和启发意义的建议对策，让“江村经济”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丰碑，为后来全国农村建设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重要研究样本。
如果说，惠州是广东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的奋斗和创新，让更多惠州人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其意义就不仅是为了惠州实现“一流”目标，更是承担广东新时代发展历史使命中义不容辞的惠州责任。
南方日报惠州观察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