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南方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文才 通讯员/黄楚凡 黎雄
18岁时，我在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中，仅30多人的队伍“吃掉”国民党反动派“保二营”，缴获轻机、重机、迫击炮一批；
1979年，我在茂名县当侨办主任，落实党的政策，邓龙光、梁华盛等茂名籍名人的祖屋一一退还。在其它原市领导支持下，大力招商引资，促成香港商人江可伯，为我市捐赠了3000多万元房产，等等；
离休之后，我参加茂名市老促会和扶促会工作，不遗余力，不顾年高，为茂名发展，为老区事业鼓与呼。现扶促会有基金8000多万元，有物业市值达3亿。
从1998年开始，我用自己和大哥的离休金，向家乡的师生发奖助学金。在渐感压力重大时，我卖掉房子，获得的18万元，和离休金一起，正式开办果场，将果场收入全部成立基金，专用于奖教助学，至今已30年。望我百年之后，奖学得以持续，后辈能够学样。
我曾多次获得省、市老干先进个人殊荣和广东省侨务系统个人突出贡献奖。
我名叫梁基毅，一个已88岁的离休老头。我做事认真负责，对自己严格要求，勤奋学习和工作，为人正直。我贡献很少，但茂名这座美丽城市给我很多，有我战斗过的地方，也有我故去的战友和同事。我对茂名一山一水充满感情。
18岁参加武工队俘虏“保二营”一百多人
我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曾任茂北区委曹江交通站长、情报站长、武工组长（队长），解放后当乡长，茂名县民政科副科长等等。1949年初，茂名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已惶惶不可终日，成惊弓之鸟。国民党“保二营”（保安部队第二营），逃到曹江，欲进山打游击当土匪。我武工队（当时我18岁）仅30多人，勇敢地把他们包围起来截击。“保二营”大惊失色，走进邓家祠堂躲藏。武工队围着祠堂不断走来走去，大声呼叫“缴枪不杀，否则全军覆没” 。“保二营”不敢往外打枪，派人出来传话，说不投降你们“土共”，只投降梁春东（当时中共茂名县县长）。我们马上通知梁春东在高州城东门口等他们投降。命令“保二营”不得晚上行动，只能白天投降。这样，不费一枪一弹，“保二营”一百多位国民党正规军投降了。缴获轻、重机枪、迫击炮等一批。武工队获上级表扬： “大胆决策，30多人`吃掉＇一营”。那个时候，我大哥梁基赵、大嫂周群都参加了革命。当时参加截击的有二支武工队，一支是曹江先觉武工队，另一支是曹江冯村武工队，共30多人。想起战斗岁月，豪情满腔。
解放后，我曾有一次到香港，在香港见到原“保二营”副营长邓保瑜，大家一起饮茶相谈，回忆往事，感叹人生无常。
落实政策退还祖屋 招商引资成绩斐然
1950年3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我任茂名县民政科副科长。从1979年至一直离休，我一直在侨务和统战系统工作。在任侨办主任或统战部副部长工作期间，我认真落实党中央和国家政策，凡是1950年出国的一律定为华侨，二年内落实。邓龙光、梁华盛等茂名籍名人祖屋，均一一及时退还给其家属。一些错定为“地主、富农”成份的，我也依法依政策及时纠正。
那时压力颇大，但我实事求是，对资料不全，史实不够清晰的，反复核查核对，认真审查，不放过蛛丝马迹，有时和同事们挑灯夜战，使“华侨”定性准确，政策及时落实，大批家属满意。
离休之后，组织认为我熟悉侨务，又是老革命，任命我当市老促会副会长兼扶促会基金负责人，协助管理基金，招商引资，发展茂名，任务光荣艰巨。还专门派我到江门、台山等著名侨乡学习别人如何捐资、引资等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陪同原市委书记肖启贵、原市长黄光才、黄春藻等人，下南洋、赴香港等地，和当地茂名籍企业家座谈，宣传茂名，宣传企业，讲乡情，制章程，建立同乡会、联谊会、商会等等。那个时候要经常往外跑，舟车劳顿，寒暑往来，一不小心，竟患上支气管哮喘，落下病根一直拖到现在，天气转凉时往往反复发作，很难根治。为了茂名的发展和影响，我并不后悔，对招商引资，建立联谊会工作始终热情高涨。企业家们十分支持，香港老板江可伯捐了30万，许志明（太平绅士）捐了30万，黄永德（在高州做生意外地人）捐了20万，蔡得捐了200万……
我们得到借鉴，奉行“保本、置业、用租金”的稳妥形式开展工作。买铺、收租，用租金办公益，支持老区建设和扶贫开发。在动员企业家们捐资活动中，企业家们曾说过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拿钱入自己荷包，丑；拿钱办公益，不丑；有钱不捐，丑；没有钱却问捐，出难题给别人，丑。”
捐亦有道。自己深受启发。尤其是自己相当于代表政府，经常要出面出声问人捐款，何时可出声？怎样出声？尤其要把握分寸，拿捏轻重。否则一切准备付之东流，是相当费脑筋考智慧的事。经过大家努力，现在扶贫促进基金已有本金8000多万，物业市值3亿，一年租金收入约300万。江可伯先生，还向市府捐赠了价值3000万的安达大厦。像这类乐善好施，为家乡建设慷慨解囊的企业家，很多很多。他们是最美茂名人。
用离休金发奖助学金坚持30年
我1993年离休，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用花我什么钱。我在同是离休干部的大哥梁基赵、大嫂周群的支持鼓励下，从1998年开始，省吃俭用，用自己和大哥的离休金，每年为家乡曹江先觉的学生和老师发放奖教助学金。考上大学的先觉籍学生，每人奖1000元，考上高州城各相关中学的奖200元；教师共奖1500元，奖金由学校处理。粗略计算，已近50万元。
在实施了几年之后，感觉有点压力，大哥梁基赵（离休前是原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工会主席）提出，在家乡办果场，利用果场收入设基金，奖教助学才可持续。我卖掉了一套房子收入约18万，加上离休金等积蓄共48万，大哥大嫂出了100多万，共210多万，投入到建设家乡的果园中去。还在果园旁设立图书馆、革命英烈馆、210个床位的简易旅馆、希望亭。请来一批老革命老领导梁嘉、王国强、梁平等人提词，办成果园中的革命纪念馆，或革命纪念馆中的果园。吸引游客摘果、品果、参观学习。希望发展果园，壮大助学基金，使更多学子受惠。
三十年来，频发的奖助学金以及图书馆人工，山租，果场管理员费用，共花去超过百万元。相当长一段时间，果场没有多少收入，基金青黄不接时，我每年都从离休金中及时支付足额的奖金出去。保证奖助学金及时发放。
现在，果园已承包给别人经营，其承包金已基本能支付发放奖助学金的需要。去年底，大哥因病离我而去，我妻子现亦瘫痪入院，我身体也不太好，虽感压力大，但发奖助学金的好传统会坚持下去。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我所做的这些都是本村本乡的小事，做点小好事我是有能力做得到的，但积小成多，就可算是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为“好心茂名”添砖加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