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各方联动、持续创新。
对此，河北省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认为，社区治理要从调动多方人员积极性、以信息科技为依托、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三方面入手。
石家庄市桥西区汇通街道东三教社区党员服务社，党员志愿者为居家群众登记生活需求。河北日报记者 贾恒 摄
调动各方人员积极性
“十四五”提出，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全国人大代表、灵寿县南营乡车谷砣村党支部书记、车谷砣沟域联合党总支书记陈春芳对这个话题，有一肚子话要说：“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太重要了！疫情期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们就总结了不少经验。”
陈春芳代表介绍，防疫过程中，车谷砣村实行村干部包片、党员包户，但仅靠这些人手还是不够。他们组织志愿者，成立了宣传、供应、医疗几个小组，村民不能断药的，志愿者24小时跑腿买，村民孩子回不了家的，村委会出面安抚或联系解决……
“社区治理的关键是把服务做到位，为社区居民解决问题。”陈春芳代表说，社区治理过程中，调动各方人员积极性，一方面是调动社区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一方面是调动被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二者都需要以适时的服务为依托。
陈春芳代表建议，做好社区管理，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出发点，不应为了管而管，要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依法有序引导群众参与社区治理。
有代表委员提出，不妨把疫情下的社区管理当作是社区治理的一场大考。个别社区确实出现了疫情初期手忙脚乱、人员不足等问题，这也凸显出我国在社区治理上人才的短缺。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社区人员不足的问题越发凸显。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河北省委副主委、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提出，社会发展快，管理任务重，基层治理任务对社区工作者综合素质、专业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的薪酬待遇、职业发展、晋升空间等仍然受限。
“上海等地引入高学历人才进社区参与服务，并不是网上说的大材小用。社区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科学的管理工作，其中大有所为，让合适的人才到社区发光发热，需要政策引导和薪酬保障。”武义青委员说。
他建议，应着力破解社区工作人员无编制保障、薪资水平相对偏低、工作任务重、缺乏归属感等问题，制定社区专职、兼职工作者待遇标准，对取得相应职业资格的社区专职工作者给予政策和待遇倾斜；完善考评晋升机制，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中保留一定比例优先招录符合条件的社区工作者。努力建立资质、能力、待遇相统一的人才保障机制，鼓励、激励更多专业人才在社区基层岗位发挥作用，服务社会建设大局，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信息化支撑是保障
从单位宿舍到商品房，人们生活品质大幅提升的同时，也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动辄上万人的社区，完全不同于农村、单位的熟人社会，当下的超级社区如何治理？
“动态化掌握社区居民底数，将是今后社区治理信息化的重要一环。”武义青委员说，社区治理信息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他建议，社区治理要与时俱进，善于利用、借助高科技技术和设备，打造智能化服务平台，合理采集、妥善应用大数据，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同时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学性、风险防控的精准性。
全国人大代表、唐山市民政事业中心主任、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震生也表达了类似的思考。他认为，社区是直面老百姓的最基层工作单元，只有底数清、情况明，才能充分掌握社区的整体情况，维护辖区社会稳定，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同时，他表示，社区是由物业公司、派出所、居委会、物委会、居民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大家庭，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有户籍、教育、医疗等各种需求，越是对接部门多，越容易出现无头绪，要借助信息化平台，增强社区政务供给能力。
对此，杨震生代表建议，“加强社区政务信息化，还要提高社区服务的便捷性，打造网络平台预约服务，确保政府各职能部门工作下沉至基层社区，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
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还要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是因为，居民对社区的要求，除了效率、服务，还有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献县淮镇中街村党支部书记哈明江代表深有感触。过去，中街村时有失窃发生，村里先是成立了巡逻队，后来由公安机关在村里的主街道安装了部分监控，村集体又出资将监控遍布村里大小街道，村里治安得到大幅改善。
“社区治安防控体系是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核心要素，是驾驭动态社会治安的主要抓手。”他建议，社区治理信息化，要向安防技防要安全，以公安机关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社区安全。
相关改革要跟上
出席全国两会的河北省代表委员们认为，近几年，各级政府围绕社区减负增效做了大量工作，但社区减负工作远未到位。社区基层干部忙于应付行政事务、检查评比等，负担沉重，其根源在于很多地方的社区治理还缺乏规范化、法制化、稳定化。
“十四五”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健全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
杨震生代表建议，要在法律层面对社区依法自治事项、依法协助政府事项、政府可购买服务事项等进行明确细致的规定。
有代表提出，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在社区层面，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区的职能边界，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定社区事务的准入和退出，同时注重“增权”与“放权”。
全国人大代表、邢台学院教授陈凤珍以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举例说，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应理顺物业管理体制机制，把推进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作为创新城市社区治理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陈凤珍代表说，早在2019年河北省就印发《关于理顺物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楼门长、综合服务站等“六位一体”的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并在石家庄、唐山、邢台3市进行先行试点，开展改革探索。
“在认真总结这些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应尽快在全省建立健全社区治理体系，重点落实街道社区属地管理职能，将物业管理职能纳入社区工作职责范围，建立健全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联动协调机制，切实发挥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陈凤珍代表建议。 （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