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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诞生在小山村的大党校，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成为我党办学规格最高的高级党校。
它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列学院。
这所高级党校，在解放战争的滚滚硝烟中紧急筹建，是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
马列学院开学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东北人民革命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等地方党校也相继成立，并借鉴它的做法，积极开展教学培训工作。
马列学院的成功创办，不仅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为新中国党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党的百年华诞将至，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探寻我党高级党校教育的河北印记。
马列学院旧址。
响应人才需要 紧急创办大党校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开始各项紧锣密鼓的准备。
这些准备中，思想准备、人才准备至关重要。
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培养一大批具有理论修养的优秀建国人才，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创办党校。
《决定》指出：“为着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
马列学院的任务是“比较有系统的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所收学生，须有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政治正派，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相当的思维能力，文化程度能写文章或相当于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平。
而且规定，除经中央特别批准的高级干部外，一切学生均须经过考试入学。《决定》还附了一个有36项之多的教材与参考书的目录，主要是马恩列斯的著作。
1948年9月15日，中宣部又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党校教学材料之规定》，详细规定了在党校学习的课程：马列主义概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党的建设、党的历史、人民解放战争和党的政策。并规定了各课程必须阅读的书籍和文件。同时，中宣部还为各地党校审定和编印了教材。
按照中央的决定，马列学院各项工作紧张筹备。
首先是校址的选择。
校址最终选在了距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村十余里的李家口村。
李家口村当时有120户400多人，水地200亩，旱地170亩。村子坐落在一条山沟的出口处，走出谷口便看到滹沱河，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更重要的是，李家口村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
1938年村里就有了党组织，到土改时公开党员就有20多名。1938年9月，华北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平山县政府合署在此办公。1939年华北联合大学也曾经在此办学。
时任马列学院教育长杨献珍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比较理想的办学好地方。”
8月中旬，刘少奇拟定了第一期招生的试题和要求：《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自拟一篇，写自己最熟悉的、了解比较深刻的问题。另外，他还参与开列了第一学期的课程，初步商定了授课教员的名单。
制定教学计划是办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了订好教学计划，杨献珍颇费思量，他研究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党校工作的指示，特别是延安整风时发扬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针对党的高级、中级干部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对课程安排、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作了系统的考虑，并多次征求胡乔木、安子文等人的意见，制定出马列学院第一期的教学计划。
根据中央发出的有关马列学院招生的通知，马列学院第一学期学员“最短的学习时间暂定为一年半，分三个学期。”每学期的学习计划暂定如下：“第一学期，中外史地的普通常识，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着重近代史）、近代西方史、世界经济地理。第二学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政治经济学、政治科学、哲学。第三学期，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为锻炼学生的政治与写作的能力，每学期须规定文章作法与作文的功课，第三学期并进行专题研究。”
9月到11月，各地选派前来参加考试的干部陆续到达李家口村马列学院校部驻地，准备参加入学考试。
陈泽然是马列学院的第一班学员，入学之前他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参加创办了大党报《人民日报》。
关于入学考试陈泽然这样回忆：“当听说马列学院招生，我向社长张磐石提出了想去学习的想法。张磐石说，上马列学院要通过考试录取，你要上学，就要准备考试，考上了就去学习，考不上不要怕丢面子。”“这次考试由马列学院教育长杨献珍组织，各解放区总共400余人参加考试，持续两天，题量相当大，其中常识问答就有102道题，一个题目中还有子题。党的方针路线，还有中外历史、文学都有涉及。最后还要考生自写一篇作文。”
马列学院原计划招收学员50—80人，鉴于培养理论干部的意义重大，在录取时，党中央要求适当增加录取人数。
最终，马列学院实际招生106人（后增加为108人），其中女学员12人。全体学员编为马列学院第一班，班里还成立了党支部，全体学员划分为12个学习小组，按小组分别住在当地农民家里。为安全保密起见，对外称文工队。
首次招生的106名学员中，抗日战争前入党的23人、抗战时期入党的71人、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12人；按原有文化程度统计，大学31人、高中36人、初中21人、未正式上过学的18人。
1948年11月8日，马列学院正式开学。
李家口村村口的马列学院匾牌。
明确办学方针 实施高层次教学
为了能让学员们学有所成，马列学院在当时的条件下尽量配备最好的老师进行教学。除了正式课程外，学院还邀请中央领导和专家来校作报告。
作为院长的刘少奇因工作繁忙，直到12月14日，才到学院向全体学员作了重要讲话。他为大家讲解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全面地阐述了开办马列学院的必要性和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学习等问题。
着眼于建设新中国，他指出，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管理全中国，事情就更艰难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
他还告诫道：“你们不仅要做学习的模范，而且要帮助全党学习。譬如你们的文章、你们的刊物、你们的学习心得，可以拿来帮助中央去指导全党的学习……马列学院有特殊作用、特殊任务，而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办的，一定要用它来培养一些干部懂得马列主义知识，到工作岗位上去，把工作做好。”
马列学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制定了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教学方针。
按照教学计划，第一班学员在第一学期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地理和语文。
学员都是有相当实践锻炼的干部，具备一定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对学习理论有较高的自觉性。各门课程又是需要独立思考才能有所领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所以，自学辅导成为党校的主要学习方式。
老师授课主要是为学员指引思路，帮助克服难点；集体讨论也必不可少，它可以互相启发，帮助学员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问题，有些疑难问题和错误的理解，也可以在讨论中得到解决。同时，要求老师的讲课与学员的学习相结合。就是说，讲课要以自学为基础，在本质上是自学的辅助。
学习方式也很有特点。
有语文课，主要是写文章，然后由老师批改，指出问题在哪里，好处在哪里。其他课也是写文章。课讲完了，怎么结束？还是写文章。
为了促进教学，学员党支部还办了一份墙报，名叫《有的放矢》，成为开展思想讨论和练习写文章的重要场所。自开学到年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出了6期，投稿人达53人，占到学员人数的一半。不少学员还在《人民日报》《建设》《中国青年》《大众文艺》等报刊上发表理论和现实性的文章。
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两门课程，主要由艾思奇讲授。他通俗易懂的讲学，进一步转变了学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高了革命觉悟。
杨献珍讲授西方近代史。他作引言报告，辅导学员学习经典著作，都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学员的工作及思想作风的实际讲解，深受学员喜欢。
经济学家王学文任政治经济学老师。
文学家何其芳、周文、何家槐等任语文老师。
除了规定课程外，马列学院还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和专家来校作报告。
如胡乔木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范文澜讲《文心雕龙》，周恩来讲《我国各民主党派的状况》，朱德讲《学习马克思主义问题》等等。
李家口村的“马列树”。
树立良好学风 培养高素质干部
马列学院在西柏坡时期是党的最高学府。
学员们来自各个实际工作岗位，过去没有条件系统学习，所以入学后都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多数学员一住下来就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
《杨献珍传》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一位曾任区党委书记的学员说：“我入党二十年，决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可是我连党组织的《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过，实在惭愧。”有一位曾在部队担任过纵队司令的学员经常天不亮就起床，用手电筒照着阅读《资本论》。
马列学院自筹办之日起，就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学员报到时，大部分是步行来的，行李都很简单。有的自己背着铺盖卷儿，手里提着个小包袱，里面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住下来，这个小包袱就成了枕头。也有的人用牲口驮着行李，自己走在后面。也有少数来自前线的，他们骑着马，带着饲养员和挑着担子的警卫员，不过报到以后，随从人员和牲口都“交公”了。
学院的房子都是村里老乡给腾出来的，在村里算是最好的房子。每个屋里有个大炕，可以睡好几个人。家具不多，一张方桌子、两把木凳，都是从老乡那里借来的。坐不上凳子的人就坐在炕沿上。
上课就在露天的场地，老师们带着讲义，在前边讲。学员们有的带一个小马扎，有的坐在石碾和台阶上，用膝盖当桌子记笔记。在没有风沙的时候，大家也到村东沟坟地或戏台去学习、讨论。
学员罗晓红这样回忆：那时用的课本都是学校发的。那些书是用解放区的马兰纸印制的。这种纸，质松易破，颜色灰黄，印出字来，不清不楚，晚上在煤油灯下，看起来更加吃力。至于记笔记，用的是薄的单面电光纸，墨水是用墨水精现泡的。
厨房设在一个比较大的院子里，只有一个大灶，每天吃两顿饭。开饭时，各组按着次序去打菜，每组一脸盆。主食自己拿，拿来或围着菜盆蹲着吃或坐在石头台阶上吃。学员后来回忆说，那时吃的虽说是粗粮素菜，偶尔才能吃上一次肉，但大家都吃得很香，很有味道。
除了紧张的学习，学院也有丰富的业余生活。
比如，给本村完小学生讲课，周末举办晚会或草鞋舞会，偶尔也跳一下华尔兹，师生都出节目。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
3月27日，马列学院全体人员分乘八辆旧式军用卡车迁往北平。马列学院进京后，最初暂驻香山慈幼院，后移驻碧云寺。当年10月25日，迁入原清华大学农学院所在地西苑自得园。
1951年根据刘少奇扩大校舍的意见，在自得园西北面的大有庄修建了50间平房，作为马列学院的新校址，称为北院，自得园的原校址称为南院。
迁入北平（北京）后，学员居住、上课的条件都有所改善，组织机构也有所充实。教师队伍除原有老师外也有所充实。
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除继续按计划学习以外，还给报纸、杂志写文章，组织大家到校外讲授社会发展史，收到很好的效果。
1950年9月至1952年9月,马列学院又连续招收了三批学员，分别编为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班,学习期限则延长为三至四年不等。
1953年，根据中央决定，全校分高一、二两部。第一部（后来改为师资训练部）的任务是培养高等学校、党校的马列主义课程的师资，第二部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七八百人。
1955年8月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或高级党校。
从1948年到1966年，这所大党校共培养党的高级和中级干部、党的理论工作干部、宣传工作干部等近7000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级党校被迫停办。1977年复校，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 （杨宏伟 王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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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沟办学故事多
2013年，石家庄市平山县李家口村被定为河北省委党校红色教育体验式教育实践基地。
山沟沟里办大学，为新中国的成立培养大批高级干部，也发生了很多传奇的故事。
在李家口村村口，有一棵300多年树龄的小叶朴槐。古槐胸围2.03米，树高9米，冠幅15.6米。这棵古树见证了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被亲切地称为“马列树”。
马列学院驻村期间，学员们经常在大树下讨论马列著作，畅谈革命理想，展望美好明天，一些年轻的学员，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
1948年11月，抗战前担任小学校长的郝沛霖来到马列学院学习。同时，冀中地区抗日女干部、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张郁芬也来到这里。
郝沛霖上过6年师范，抗战爆发,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是一个既务实又有很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干部。
张郁芬参加革命前没有上过一天学，到党校学习是她第一次跨进校门。但她个性倔强泼辣，敢说敢干，战争年代先后任村长、区妇救会主任、县妇联主任。
两人成长背景不同，没想到却一拍即合。郝沛霖希望找一个工农干部，张郁芬想找一个文化水平高的人，求教学习。
正应了那句话，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此后，两人风雨同舟走过60年。
马列学院师生在李家口村期间，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也结下深厚感情。
马列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主动帮助村完小进行教学工作,完小的政治、时事、音乐和社会发展简史等课程均由学院老师兼任。
当时正值大决战阶段，形势发展很快，全国上下人心振奋，非常关心时事。学院消息灵通，前方刚刚打过胜仗，报纸还未刊登，时事课的老师就在完小宣讲了。每节课讲完，由完小老师把战役时间、地点、规模、解放城市、消灭国民党军数量、缴获武器数量、击毙活捉敌军首领等要点摘录下来，让各村的走读生回村当晚在房顶广播出去，三日内出在黑板报上。
这样形成了以李家口村为中心、辐射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宣传网络。
学院干部科科长程昆经常向完小校长杨德秀了解情况，当得知学校缺少图书时，主动捐赠图书千余册，并赠送德国进口座钟1个。
马列学院进京后，始终没有忘记李家口完小师生。
1951年春节前后，学院从李家口完小招走杨三法、李学山等十几位学生，让他们分别到马列学院和中直机关工作，后来这些人大部分成长为国家干部。
文/杨宏伟 王彦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