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指出：“荒诞感是由于人对现实世界的合理期望与现实世界本身不按这种方式存在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胡学文的中篇新作《白梦记》（《长城》2021年第1期），所要追问与探询的正是有关存在与虚无、现实与荒诞、绝望与反抗之间的艺术辩证命题。长期以来，胡学文的作品因对社会底层人群在时代嬗变中生存处境与精神困境的关注，而一度被贴上现实主义作家的标签。然而近年来，他的系列中篇小说往往在现实题材创作的外衣下，包裹着坚实的存在主义内核。
《白梦记》讲述了一个淳朴农民企图探明事情的真相，却陷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与麻烦中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吴子宽像极了卡夫卡笔下那位欲进城堡而不得的土地测量员K。故事一开始便上演了一出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桥段——一个自称刚子的人，给吴子宽带来一则坏消息：“你儿子杀人了。”然而，听闻噩耗的吴子宽非但没有丝毫震惊与悲伤，反而一脸不屑地询问“杀了几个”。原来儿子吴然一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时常在狐朋狗友的配合下，以各种由头骗取父亲钱财。谁承想，这次传来的消息竟是真的。被命运瞬间抛掷于日常秩序之外的吴子宽，即刻感受到巨大的未知与恐惧扑面袭来。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不仅是推动文本叙事进程的重要引线，同时也是将人物推向“存在”处境的支配性力量。人只有真切地体验到世界的荒诞，“为什么”的问题才会油然而生，而这一发问便是意识觉醒的关键点——人开始从自我建构的意义世界回到存在本身，直面人生的未知与暧昧，重新审视人的存在以及存在的价值。
从刚子没来由地献殷勤，到法庭上儿子的坦然自若、气定神闲，再到意外收获二十万元巨款，直至邻里亲戚相继登门各种“求帮助”……事态一步步朝着吴子宽智力与能力范围之外的地方肆意拓张。刚子是谁？儿子因何杀人？刚子与儿子是何关系？二十万横财从何而来？针对这些疑问，小说自始至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答。或者说，作者压根儿就不想提供，也无法提供所谓的标准答案。胡学文笔下这起莫名其妙的事件的着眼点，并非只是为了暴露和描述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境，更重要的是揭示与呈现人作为一个“存在者”，在陷入困境而又企图摆脱困境时普遍拥有的一些基本情绪：苦恼、焦虑、紧张、犹疑、惊惧、失落、希望、渴求等。
《白梦记》与胡学文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存在着某些“家族相似性”：一是情节安排上存在互文性，两篇小说的故事起因都是“儿子犯罪坐牢，被判六年徒刑”，推动叙事进程的关键线索都是“钱”——《奔跑的月光》叙事线索是“要钱”，《白梦记》的叙事线索则是“退钱”。二是人物性格具有重合性，两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北方农村一对平凡的中年夫妇，丈夫憨厚、执拗、胆小，属于“一根筋”的典型代表；妻子单纯、善良、多愁善感，无论遭遇多大的困境总是逆来顺受；即便是次要人物的设置，也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奔跑的月光》中的吴多多、吴老三在叙事功能上分别对应着《白梦记》中的刚子、宝柱。三是意象建构上保持一致性，两篇小说中都多次出现“大风”“坑洞”“梦魇”等诸多意象，它们似乎象征着一种强大的异己性力量对人类用理性建构的意义世界的吞噬、撕裂与摧毁。四是主题内涵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两篇小说的旨趣都是在揭示和呈现人在体验存在的荒诞性时所产生的惶惑感与炸裂感。因此，《白梦记》不啻为《奔跑的月光》的精神前传。
然而，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奔跑的月光》所采用的是双线并进的叙事策略，作者在“要钱”的现实叙事层中，有意插入一条“傻子”故事线，使得小说明显带有“荒诞剧”的寓言色彩。而《白梦记》则自觉摒弃了“傻子”这条寓言功能线，转而采用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传统叙事手段来推进故事，文本中几乎不存在任何“超现实”的修辞痕迹，即便是诸如“大风”“坑洞”“梦魇”这些幻象也都可以通过主人公所患有的神经性疾病得到合理解释。而且，小说中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派，作者对于每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极为立体、丰满、鲜活。一定意义上讲，《白梦记》所要集中展现的正是波澜不惊的世俗逻辑背后的光怪陆离与荒诞不经，其矛头直指那个习焉不察的“常人”秩序本身。针对小说中出现的“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创作迹象，或许正是基于作者对于当下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切身体验与思考。
如果说《奔跑的月光》是从荒诞中折射现实，那么《白梦记》则是从现实中萃取荒诞。《奔跑的月光》承载的现实信息量更大，覆盖的社会范围更广；《白梦记》则对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生态探究得更深、更细。前者犹如一座预警雷达，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法律、身份、权力、人性进行了全方位扫描；后者则仿佛一枚激光探针，直接伸向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最深处，去探测世界的本质与本相，以及人作为存在者的意义与价值。
胡学文对于普通人群生存困境和精神处境的执着关注、审视与反思，使其作品兼具了现实质感、人文情怀与思想深度。（赵振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