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１１月１６日电 １１月１５日，新成立的武汉大学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中心主办了“域外汉学汉籍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材料”研讨会，来自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等机构的三十余名学者，以“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的前沿问题”为主题进行了研讨。
十余名学者结合自己学术研究领域和特长，对于域外汉学汉籍相关问题进行报告，并展开交流。有从文献角度谈汉籍利用，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黄仕忠教授提出对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的发掘利用，中华书局学术室罗华彤主任评价了近五十年来国内域外汉籍整理的现状、趋势和不足，南京大学金程宇教授对域外汉籍整理发表了切身经验和建议，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对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文献整理提出思考，北京大学卢伟副教授分享了对大英图书馆汉籍的调查研究，等等。
一些专家从个案出发探讨汉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宁教授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探讨了“文”与唐宋思想史的复杂联系，中国社科院陈才智教授以《琵琶行》为中心进行域外白居易研究。还有针对某一时期的汉学研究展开探讨，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叶晔对于域外汉学中元明清诗文研究的思考、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纪海龙对于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华东师大李舜华副教授有关近世乐学与曲学研究的思考、广州大学仝婉澄副教授对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的梳理，都是精彩而极具特色的。学者们的发言精彩纷呈，报告后的会场讨论也格外激烈，学者们提出疑问与报告者进行商讨，提出许多启发性思考。
研讨会秉承着“对话、合作”的宗旨，围绕域外汉学汉籍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材料进行探讨。对话、合作的研讨方式，不仅呈现了域外汉籍汉学研究欣欣向荣的态势，更重要的意义是思想的碰撞提供了更为宏阔、开放的学术视野。域外汉籍与汉学的研究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对于拓展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材料、新问题与新视野也具有重要意义。
研讨会还对《“武汉大学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中心”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了评议，形成专家组论证意见。
据了解，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武汉大学启动人文社科“７０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２０１２年５月，文学院、外语学院、国学院一些志同道合、全部有海外著名高校访学或留学经历的“７０后学者”组建了一个研究团队，并以这个７０后学者团队为基础，整合队伍，邀请“长江学者”陈文新教授领衔，成立了“武汉大学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中心”，该中心将“域外汉学”与“域外汉籍”并重，主要围绕与“中国文学研究”相关的基本文献、研究文献，展开深入的探讨。这支年轻充满活力的研究团队发表了大量论著，制订了中长期建设规划。
延伸阅读：域外汉学与汉籍
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是当前人文学科研究的热点领域，也是重要的学科生长点，相关研究具有跨学科、前沿性和国际性。
域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自近代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对话与互动，这不但促进了中国本土学术的演进，也因推动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而影响着世界学术的发展。域外汉学在很多领域内奠定了中国本土现代学术赖以崛起的基础，也提供了本土学术在当代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甚至影响到本土学界某些主流观念的形成与表达。近年来，域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越发迅速地反馈到中国学界，由此而引发的对话与互动，也更加普遍而深入。
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汉籍是传统人文科学的基本文献、材料，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首先是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关注域外汉籍，随后，日本、韩国和中国港台、大陆的学者陆续跟进，正如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所指出的：“域外汉籍的大量存在，既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术资源，隐含着广阔的学术空间，也对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问题，同时，也刺激、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因此，开展域外汉籍研究，既是对传统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延伸，也意味着更为宏阔的、开放的学术视野。（通讯员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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