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穗生教授(右)和裘法祖教授在一起研究肝移植病例。(1986年6月30日发) 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摄
记者黎昌政
4月16日下午,中国“器官移植的开创者”、武汉同济医院教授夏穗生与世长辞,走过了他95岁的生命历程。
家属遵照他生前遗愿,捐出眼角膜,同时代他向自己亲手创立的新中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捐献100万元,用于器官移植研究和人才培养。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夏穗生一生都为器官移植事业拼搏,为患者康复努力。离世了,将积蓄捐献给器官移植研究机构,让事业后继有人；将器官献给器官移植事业,留下光明在人间……
矢志不渝,引领中国站上“外科手术之巅”
夏穗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医学本科生,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同济医学院。确定研究方向时,他义无反顾选择了外科。他说:“那时,外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有许多工作要做。”
“终末期肝脏疾病,肝移植是患者唯一的希望。”做了多年临床医生,一个个重症肝病病人眼神里强烈的求生渴望,在他头脑中挥之不去。夏穗生决定,先在狗身上实施肝移植实验,打开器官移植的神秘大门。
1958年9月10日,夏穗生将一只狗的肝脏移植到另一只狗的右下腹,术后这只狗存活了10个小时。这是国内对肝脏移植的一次开创性探索,揭开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序幕。
1963年,美国施行了世界首例人体原位肝脏移植手术,存活7天。然而翻阅所有资料后,夏穗生的心凉了半截:核心技术只字未提。
“突破技术难关,让我国医学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必须开展器官移植实验,这是祖国的召唤、患者的嘱托。”夏穗生说,“一种渴望进行肝移植的执念渐行渐近。”
当时的条件下,理想变成现实何其艰难。1972年同济医院腹部外科研究所(现器官移植研究所)成立,夏穗生出任研究所副主任,他终于有了机会。他带着5名医生、5名技师,在一幢破旧的两层小楼里开始了艰难探索时光。
“当时实验条件之差,一言难尽!”今年76岁的同济医院教授刘敦贵,30岁开始跟着夏老做狗移植试验。他感慨:“一个直径约70厘米的小型消毒锅,是实验室里最先进的家当,用煤油气灯加热,术前消毒就得耗费一天；术后为了让狗体温尽快回归正常,大家生炉子给狗取暖；手术衣、纱布要重复利用,数九寒天,大家一起手工清洗、晾晒……
课题组成员马绪娴曾回忆,时常要昼夜不眠地守着手术后的狗。武汉夏天闷热的天气、难闻的气味,让人几乎要晕过去。手术经常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1点,在夏穗生带领下,大家热情很高,不敢丝毫马虎。
1973年9月5日,第一只狗的异体原位肝移植实验进行。夏穗生把实验狗的肝脏切下来后,创面血流如注,当时电刀还未问世,又没有电凝刀,没有止血纱布,也没有止血凝胶。他只能用细丝线逐个结扎。每次手术下来,仅打结就有三四百个,才能将出血点止住。
4年多过去,夏穗生所带领的肝移植小组开展分解手术98次,实施130次狗的原位肝移植手术,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手术顺序和操作方法,提高血管吻合成功率；先后攻克供肝失活、凝血机制紊乱等难题；研制出器官保存溶液,延长缺血肝存活时间；合作研发免疫抑制剂,控制移植后排斥反应……肝移植手术核心模式终于被确定下来。
至此,中国人掌握了哺乳动物大器官移植的完整手术。
心中有大爱的人是无私的。1977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派团队来学习肝移植技术,夏穗生和助手毫无保留地将关键技术交给他们。不久,就从上海传来开展中国首例肝移植手术的消息。
当年底,夏穗生为一位肝癌晚期患者成功施行了肝移植手术。不久后又为一位男性患者开展了肝移植手术,患者存活了264天,创下当时国内肝移植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
1978年,夏穗生在《中华外科杂志》发表《130例狗原位肝移植动物实验和临床应用》,并在第九届全国外科学术大会上报告。“同种原位肝移植研究”成果获得卫生部甲级科学技术成果奖,受到首届全国科学大会表彰。
成绩并没有让夏穗生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不断创下新纪录:1980年,建立国内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我国终于有了独立病房、护士和器官移植专业医生；1982年主持国内首例胰腺移植获得成功；1989年,在国内首先施行亲属活体脾移植,系列脾功能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989年和1994年分别成功实施亚洲首例胰肾联合移植和腹部多器官移植……
在夏穗生率领下,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陆续开展肾、肝、胰、脾、甲状旁腺、肾上腺、胰岛、骨髓、胸腺、胰肾联合、脾细胞、肝细胞以及心脏共计14种器官的移植。他指导研发的国产免疫抑制剂,填补了空白。在他任所长期间,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一直保持着移植种类、例数和长期存活的国内最好记录。
“放手做,成绩是你们的,失败了算我的”
“要让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壮大,关键是人才。”“器官移植的未来在年轻人,我的任务是搬梯子。”这是夏穗生常说的话。他要求学生做国内暂无人研究的课题、国际最先进的课题,“这样,才能立起中国医学的脊梁。”
夏穗生是我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共69人,刘乐欣、姜洪池、陈知水等一批学生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和外科学界的领军人才。
1999年,年仅33岁的陈知水被夏穗生点名主刀肝移植手术。第一次主刀,又是当时最年轻的器官移植术主刀医生,陈知水心里有点打鼓。夏穗生打气:“胆大心细,放手做,成绩是你们的,失败了算我的。”5个多小时的手术,75岁高龄的他一直坐在旁边。如今,陈知水已是博士生导师、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同济医院肾内科教授吕永曼记得,20年前,她被邀参加夏穗生教授组织的多学科大会诊,决定她给患者行肾活检。患者病情复杂,她担心害怕。夏教授安慰道:“你认真做就行,我们已做好各种预案,有责任我来承担!”有了老师的鼓励“撑腰”,任务顺利完成。
敢于“压担子”,缘于平时的“严要求”。他告诫学生:“器官移植是关乎人生命的大事,是从鬼门关抢救人生命的手段,容不得丝毫马虎。”
夏穗生经常告诫学生:“手术台上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病人出院才是成功。”让大家不仅重视手术,还要重视术后恢复管理。那时,夏穗生有个不成文规定,肾移植患者术后不排尿,连续出现两例,手术医生就要被罚到实验室干半年。
有一次查房,陈知水比约定时间晚了5分钟,夏教授什么都没说,直接就走了。“夏教授对大家很严。哪怕是主任,只要做错一点事,后果都会非常严重,会经常被骂哭。”陈知水说,“长期的严要求,形成了团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夏穗生的女儿夏丽天记得,经常很晚了,饭菜都凉了,做完手术的爸爸还没回家吃饭,家人等了又等。“后来才知道,要等手术病人清醒、情况稳定后,向值班医生反复交代了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预案后,爸爸才会回家。”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在临床和实验研究中,夏穗生共获56项次各级科技进步奖,发表第一作者学术论文270余篇,主编专著26本。如今,夏穗生开创的肝移植技术方法仍在惠及肝移植患者。正因为有了越来越成熟的器官移植技术,越来越多生命垂危的患者看到生命的曙光。
著名器官移植专家、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这样评价:“他是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开创者。作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奠基者,他鞠躬尽瘁,参与、推动和见证了我国器官移植发展至今的全过程。”
著作等身,居功至伟,他仍保持着谦逊、低调的品格。2011年,夏穗生凝聚自己毕生科研、临床经验,编著出版我国器官移植第一部大型专著《中华器官移植医学》。出版社先后3次派人上门,说服他将书名改为《夏穗生器官移植学》,他都不同意。
他不做“挂名英雄”。由他亲自指导并参加的研究生课题,通过成果鉴定的有9项,其中8项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4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全部由研究生担任课题负责人。
武大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院长叶啟发回忆,80年代中期,他曾写过一篇关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出血的论文,夏穗生反复修改十余次,还当面指导。论文发表前,叶啟发希望把老师列为署名作者,但他坚决不肯。
一息尚存,学习奋斗不止。90高龄,他还参加学术会议,写论文,为学生改论文,“逐字逐句改,连标点都不放过。”93岁瘫痪在床,他还在阅读器官移植领域的专著。他吩咐家人:“只要患者、学生需要,我随叫随到。”
从医近70年,多少喧嚣纷扰,几多世事沧桑。正因为对器官移植事业有执爱,对人民健康有深情,他才保持简静朴素,归真致远,带领、激励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不断开创器官移植事业新高峰。
夏穗生不讲究吃穿,也没什么业余爱好。平时不是泡在实验室,就是泡在病房、办公室。他常说:“我一生只做了器官移植这一件事。”只要有利于器官移植事业的,他都去做。
2013年3月,他在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字,成为一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要别人捐献遗体器官,自己不做出榜样,只讲空话,不做实事,不行。”在他感召下,同济医院300多名医生和医学生签下器官捐献志愿书。
器官移植是夏穗生一生的事业。签署器官捐赠志愿书前,他并未与家人商量,但家人还是很快理解了他:“他觉得自己是‘移植人’,自己的一切,包括器官,应该属于移植事业。”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换花。”作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开拓者,如今,他践行诺言,捐出角膜,为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作出了表率。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因器官移植获得新生,我国可以为世界器官移植事业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
也许,只有循着这句话,才能理解夏穗生近一个世纪的简静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