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夫妇在延安。资料图片
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专列主持召开华东地区各省委书记会议（右六为江华）。资料图片
一
我们常常会想起走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的那个上午，以及那个上午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一直想象,鹧鸪塘村应该像一只鹧鸪蛰伏在黄灿灿的禾苗下，鸣叫一声，就会红了山花，绿了田野，醉了瑶家的炊烟。因了这种镜像，我们在天朗气清的清晨又一次驱车来到鹧鸪塘村。在鹧鸪塘村，我们收获了很多关于鹧鸪塘的地名传说，更听到了一个瑶家汉子的精彩传奇。这个流淌着盘王血脉的瑶家汉子，在追求真理、浴血奋战、和平年代的征程上，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基因里的红色印记。
这个人叫江华，原名虞上聪，乳名香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党务工作和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
虞，为古老姓氏之一。江华89岁的侄儿虞大丰在谈及虞姓的来龙去脉时说：“黄帝后期，有三个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尧传位舜，舜传位禹，禹封舜的儿子商均于虞(今河南虞城)，其子孙以地名为姓。虞氏得姓后，在全国各地分布很广，历史上形成会稽、济阳、陈留三郡，均为虞姓的最早发源地。”
蒋祖智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当我们顶着骄阳，满头大汗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用浓郁的本地口音为我们讲述了江华少年时代求学的故事：1907年8月1日，江华诞生在江华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一个瑶族农民家庭。他排行第六，上有4个哥哥和1个姐姐。父亲虞有葵、母亲唐氏，都很疼爱这个满崽，为他取乳名香麟。香麟是山里一种散发芳香、令人喜爱的野草，父母希望满崽能像香麟草一样逗人喜爱、茁壮成长。1917年，10岁的香麟看到同龄伙伴都去上学读书，心里羡慕极了。年少的他知道，自己家里很穷，读书，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因此，香麟不得不把上学读书的念头压在心底。这时，在县劝学所做事的亲戚杨蔚霞正好来到他家，见香麟长得聪明伶俐，就劝虞有葵送香麟去读书。杨蔚霞是香麟堂姐虞桂秀的公爹，与虞有葵同年，俩人很谈得来。杨蔚霞说:“有葵兄，香麟是读书的料，送他去读些书，将来会有出息的。”虞有葵叹口气说:“我也想送他读书啊，可是，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杨蔚霞知道虞家确实困难，想了想说:“只要你送香麟读书，我送一对羊给你喂养，卖羊崽崽，学费就解决了。”听杨蔚霞这样一说，虞有葵就答应了。
鹧鸪塘村有一个私塾学堂，教书先生是从外面请来的。香麟要上学读书，虞有葵按照家谱给他取了个学名虞上聪，意思是希望他勤奋向上，聪明读书。启蒙塾师叫毛彩明，教的是新书，背不出书就要挨戒尺责打。虞上聪知道自己读书来得不易，就非常用功，教过的课文能很快地背出来，所以从来没有挨过责打。在村里读了一年多时间，虞上聪便转到大石桥观音堂小学，他更加发奋用功，各科成绩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虞大丰虽高龄，但他的记忆非常好。对叔叔江华的童年往事记忆犹深。他坐在江华故居过堂的门边，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1920年夏天，江华的国文教师张茂见他肯学习，就带他去考县立初级国民小学，考上初级国民小学后，江华非常高兴。更加发奋刻苦。每到假日，江华都要回到家里帮助父母兄嫂干活，减轻家人劳动负担。劳动之余，江华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学习。1922年夏，初小毕业的江华，以优异成绩考取江华县最高学府县立高等小学。为了激励学生发奋学习，学校规定，每学期考试前三名的，作为公费学生免交学费和伙食费。在3年高小期间，江华一直享受公费生待遇。”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室主任罗芳琼对江华的人生历程颇有研究：县立高小是江华县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教师中有不少是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有识之士，其中，对江华影响最大的是学校教导主任兼历史教师韦汉。韦汉是小圩新寨人，在衡阳新民中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安源煤矿和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24年初，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江华开展革命活动。韦汉讲授历史课，不仅讲历史知识，而且讲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讲青年的前途和对社会的责任，讲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封建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些新知识、新思想就像一盏明灯，为江华打开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1924年5月，曾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早期共产党员陈为人从上海回到故乡江华。韦汉邀请他回母校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江华作为学生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陈为人热情地给大家讲了苏俄革命的情况，讲了上海、长沙等地的革命形势，并勉励大家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暴罪行，广泛发动群众抵制英货、日货。这次会议从中午开到傍晚，进一步拓宽了江华的视野，他也明白了更多新的道理。散会以后，江华随韦汉把陈为人护送到沱水河边，目送他登上小渔船才返回学校。在江华人生早期的觉醒阶段，文化启蒙者是他的私塾老师，而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则是共产党员韦汉和陈为人。1925年夏，江华高小毕业，经过4次严格考试，他从江华县8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被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录取。
二
衡阳，湘江东岸，一座青砖墙，小黛瓦，古色古香的陈列馆屹立在绿荫丛中。
湖南三师，一度被誉为“湘南最高学府”，这里汇集大批优秀师生，引领衡阳、永州、郴州三个地区思想风气之先。因为要写一个人，我们要追寻这个人与三师学子当年那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爱国情怀。于是，我们决定用脚步去丈量这红色的信仰高地，解读那红色的精神密码。
站在湖南三师旧址前，望着红色的墙体，触摸历史的风云浪涌，澎湃的心潮，依然能感受三师曾经的那段骄傲和鲜红的岁月。
1987年12月11日，江华到粤北几个民族县考察，由码市回到老家鹧鸪塘村召开了家庭会议，根据江华讲话录音整理的文字：1925年秋天，我离开了家，考进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我走的时候没有路费，二哥虞上愈跟着二叔做道场分到两个双毫子全给了我，又有同学唐诚帮助才勉强凑齐了到衡阳的路费。到了衡阳后，我住在三师附近一户蒋姓人家的茅棚里，这里房租便宜，是穷人住的地方，有钱人都住在旅馆里。开学了，新生入学要交保金10块光洋，还要交童子军制服费，我因交不起保证金不能入学，着急得很。后来，同乡会帮我介绍向黄泥江村的龙再灵借到了钱，交了保证金才报到入学，那时开学已将近一个月了。10月间，我大哥虞上念送钱到衡阳，我才还清借的钱。大哥还送来一担箱子，装有衣服、被褥、书籍等，三嫂把结婚的蚊帐也送给了我。寒假回家见不到二哥二嫂，问了母亲才知道二哥去世，二嫂改嫁了。原来大哥送到衡阳的钱，就是二嫂改嫁时的彩礼，为此，我和母亲痛哭了一场。入学后不久，我们县里在三师读书的共产党员蒋元斋和青年团员黄文标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
觉醒年代，产生觉醒的人物。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出的是从“民智未开”到“觉醒年代”的人生镜像。江华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与衡阳三师一群理想飞扬的热血青年一样，在觉醒的年代，充满着激情，燃烧着梦想。一个世纪的回眸，像是一场时空对话，更是一种不断探索、永不言弃的精神传承。罗芳琼向我们娓娓讲述在风云际会下先辈风骨和思想：“1926年春季开学后，团组织让江华参加校学生会工作，担任读书股股长。1926年秋，团组织决定江华到衡阳市总工会做青年人工作，由团特委介绍到党特委，转为共产党员。由此开始，他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在实践中成为一位职业革命者。”
中共“三大”之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江华奉命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为共产党工作。1927年春，江华兼任湖南汽车路总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每月工资30元，自己留15元生活费外，其余的全部交作党费。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之后，湘南特委分派江华到衡西乡打游击。江华由一位交通员带路，一路上装扮成哑巴，在冯洛庙一农民家住了两个晚上没联络上关系而返回衡阳。在濂溪小学找到特委秘书长杜家俊后，杜家俊指定江华担任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传送党的文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华瑶族自治县作协主席陈茂智等人编撰《江华传》时，江华正在杭州，陈茂智随杭州采编组前往采访，并带去了江华最喜欢吃的苦茶、茶油腐乳等，江华见了家乡的特产，非常喜欢，但是江华坚持让秘书付钱后才接受了这次采访。江华对陈茂智他们说：“我担任政治交通员后，在短时间内，连续跑了两趟长沙。第一次是在1927年6月，在衡阳搭上宁远一个郑姓土豪的船。郑姓土豪带着老伴和一个长工，我则冒充衡山教育局的职员，说自己是第一师范毕业生，并说现在世面乱了，不在衡山呆了，要到长沙第一师范看看，找找熟人，请他们帮忙谋个职业。这时，我改名叫黄琳，为什么改叫黄琳？我们做秘密工作就要拉关系。在我们江华岭东有个叫黄璟的，与郑姓土豪的儿子颇有交情，我就说是黄璟的叔伯兄弟，利用这层关系乘船去了长沙。郑姓土豪70多岁了，行走不方便，跌了一跤，我把他扶起来一直陪着。到长沙后，郑姓土豪让我住到他的公寓。没有事时我就和老头聊天，陪他散步。住了一段时间，才有人来联系我。来人在楼下问:‘这里有一位黄先生吗?’我们做秘密工作都用暗号联系，知道是自己人。一见面我就说:‘怎么这么久才来，好久不见，走，到外面散步去。’我们两人在河边木匠店里接头，我把给省委的文件交给了来人。来人说，情况有变，你赶快回衡阳去。我听了后，连夜乘船返回衡阳。第二次到长沙，大约在8月初，我住在衡阳会馆。在这里可以住一个礼拜不受检查，来人接头后，带我到一个香铺的楼上住下，等省委的通知。省委派人来约我到一个很豪华阔气的大旅社见面，一看，曾志也在那里。她是郴州县委派来长沙的，她原来是衡阳女三师的学生，过去我们就熟识。省委要我们带走一包文件，曾志把文件捆在我身上的左边。坐火车时，她始终不离开这边。到株洲换乘木船回衡阳，船很小，只坐三个人，另外一个人是军官。他在船上骂共产党。我就问他‘武汉还有没有共产党?’他说:‘早跑了。’‘湖南有没有，株洲有没有?’他说不知道。我说我们也不知道。我和曾志冒充表兄妹，船到渌河口码头时，我假称有个朋友在这里，要上岸去看他，我就带着文件走了，曾志则在衡阳下船。”
参加井冈山斗争同志们在延安合影（后排左四为江华）。资料图片
衡阳三师。资料图片
三
井冈山，巍峨。
这里，是热血与火把的传奇。
这里，是金戈铁马的绝响。
遍山遍野绽开的杜鹃，红艳艳的，一朵挨着一朵，一片连着一片。我们行走在曲曲弯弯的山道，寻觅历史上那一面崭新而壮美的红色旗帜，寻觅那炽热与大义的交响乐章……
永州市党史与地方志征集编纂办公室编著的《毛泽东与永州》一书对江华在井冈山有过详尽的描述：1928年5月，江华从安源出发，第一天到达宁冈，第二天便由接应的交通员带路走进了罗霄山脉。交通员带着江华在大山里左弯右拐，攀爬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时分才到达井冈山的茅坪。此时，这里刚刚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区特委，特委书记毛泽东。前来报到的江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得知江华是从安源来的，特地找他谈话，了解情况。江华介绍了当地农民暴动和恢复党组织的事情。他说:“醴陵南区农民暴动后，生产、生活都集体化了，实行‘共同耕种，共同消费’政策，打破私有制度，没收一切田地，牛、犁具、肥料一概公用，并统一规定了时间，吃饭打梆子，全村集中吃大锅饭，不做工不准吃饭。”毛泽东听后微微点头，问:“没收的土地怎么办?”江华答道:“将土地分给群众。”他看着毛泽东继续说：“开始群众不敢要，我们把地契烧了，有的群众还是不敢要。我们就把地埂铲平，认为这样就分不清哪块土地原来是谁的，群众就会要了。谁知，地铲得高低不平，后来地主反攻倒算，反而霸占了更多的土地。”毛泽东总结说：“铲地埂不是根本办法，重要的是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从此，毛泽东喜欢上了这位敢想敢说的年轻的县委书记。
在江华诞辰一百周年时，蒋祖智作为《江华的故事》副主编，收集和整理江华的故事时接触到了很多史实，蒋祖智说：“毛泽东与江华谈话后，建议江华到部队去看看，于是，江华就到红军的几个团转了几天。不久，他到宁冈县浆山村找到原来茶陵党的工作委员会，旋即开展党的组织重建工作，成立中共茶陵县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了两个基层苏维埃政权。6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联合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会剿’。23日，江华率领茶陵县游击大队，配合红军主力和宁冈、永新的赤卫队，在龙源口地区设伏。当红军主力向敌人发起反攻时，江华命令游击大队从背面包抄敌人，此役歼灭国民党两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枪支1000杆，并重新占领永新县城。”
电视剧《寻路》第14至16集主要讲红四军在酃县即今炎陵县沔渡镇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前后经过。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中共红四军第三次代表大会。当年参加过会议的29团一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李步云在回忆时写道：“开会的大约有100多人，过去都是在会前选出大会主席。这次有人提名龚楚，结果被通过。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请朱德讲话。”这次会议是红四军建军初期唯一一次没有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教训的会议。它没有达到制止29团冒进湘南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八月失败”。但这次会议对全军指战员随后深刻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和远离根据地的危险，对奠定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株洲市炎陵县委办退休干部王锡堂，是一位胸怀红土情、醉心红色文化的党史工作者，他出版6部红色题材专著，是一位典型的红色历史文化专家，他对江华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做了深入研究，他介绍说：7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军大队离开酃县城返回宁冈。但随军行动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决定。当部队拉回到沔渡时，第29团官兵闹着要回湘南家乡。团党代表龚楚怂恿支持，军部未能有力地加以制止，又担心第29团孤军奋斗为敌所算，决定28团同去湘南。陈毅写信给毛泽东报告第29团官兵要回湘南的情况，说闹得没有办法，“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毛泽东在永新立即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亲自去送。此信要求军部及第28、29两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朱德、陈毅等收到信后，决定次日停止行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主持会议的杜修经提出，以28、29两团到湘南去，31、32两团到边界，这样，一面可以分散敌人围剿的目标，一面湘南工作也可进行。于是，军委召集扩大会议，决定照省委指示将军委改为前委，因毛泽东在永新，由陈毅任代书记，毛泽东以军党代表名义指挥边界第31、32团，前委指挥第28、29团。由于杜修经不顾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定，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第29团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导致红军大队脱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在这种情况下，江华率茶陵县游击大队离开红军部队，过河回到宁冈砻市。
陈茂智在杭州聆听江华亲自讲述从酃县回来没几天就病倒，引起毛泽东、朱德关心的往事：疟疾，湘南称“打摆子”，忽冷忽热，冷起来好像掉进冰窖，发起烧来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冰火两重天。在这种情况下，江华被转移到永新西区山上一农户家养病。9月中旬，有一次开会，朱德见江华末到，就关切地问起来，得知江华生病住在群众家里后，忙派人用担架把他接出来，安排刘汝明护送江华到井冈山大井的红光医院治疗。10月底，毛泽东专程到医院探望江华，嘘寒问暖，嘱咐江华好好养病，争取早日重返战斗岗位。临走时，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出院后，就不要回县委了，到前委来工作吧。”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江华病愈出院来到茨坪毛泽东的身边，任红四军前委秘书，从此，江华成为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政工干部之一。
毛泽东在井冈山当时主要住两个地方，一个是茨坪，一个是挑寮。前委设在茨坪的一家从土豪手里没收过来的店铺里。店铺为二进式，前间售货，里间存货，且安静宽敞。为了便于毛泽东工作，并从安全角度考虑，江华建议毛泽东睡里间，毛泽东没同意，说睡外面好，外面有个柜台可以当床铺。
有一天晚上，江华半夜醒来，发现货柜上还亮着灯，毛泽东披了一件补丁夹袄正伏在那里写文章，这篇文章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些日子里，江华这个前委秘书觉得忙得舒畅，也忙得很有价值。因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增长了很多见识，也明白了更多革命道理。
四
我们以崇敬的心情纪念长征这一伟大的壮举。再过10年、50年、500年……中国人民仍将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长征。因为无论岁月怎样流逝，中国人民永远都无法忘记中国工农红军的这一壮举。长征，注定要载入史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无与伦比的革命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江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对错误的军事指挥使红军到处被动挨打持有很大意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送到军事裁判所监管，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江华随军事裁判所踏上漫漫征程。中国瑶族学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李荣喜对此做过调查研究：1934年10月底，中央红军进入湖南境内。11月23日，江华随红三军团军事裁判所到达永州宁远县境内宿营，这里距江华老家鹧鸪塘村不过百多里路。第二天一早，军团政治部部长兼军事裁判所所长吴溉之例行工作检查。他和江华是老战友，一见面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江华问：“梦见又回根据地了?”“不，我梦见你思想开小差，回鹧鸪塘老家了。”江华听后，很认真地说：“所长同志，你放心吧，我不会开小差。没有批准，就是路过家门口，也不会离开部队。”吴溉之笑了笑就离开了，江华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自1926年以后，他已九年没有回过家乡了，也从来没有产生过离开部队回家看看的念头，家里人也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此时，家在咫尺，他何尝不想回家去看看父母呢?但是，他认定，离开党，离开红军，自己就没有出路。他暗自对自己说:“我是出来革命的，革命不成功，无颜见家乡父老。”
红三军团离开宁远后，与兄弟部队一道向湘江东岸进发。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抢占了渡口，随之掩护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队渡江。敌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对湘江两岸的红军发动全面进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牺牲惨重，但红军毫无畏惧，艰难地向湘江对岸前进。江华与战友们冒着敌人的炮火，随军强渡了湘江。
1935年1月初，红军逼近乌江。在强渡乌江前夕，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到军事裁判所找到江华，任命他担任红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并要他先去指挥工兵连架桥。江华听了，有点赌气地说:“我是犯错误受处分的人，怎么能够再指挥部队呢?”罗荣桓说:“经过军团党委研究，现在恢复你的工作，不要发牢骚，执行命令吧!”
乌江，又称黔江，红军入黔后，黔军于乌江沿岸严密布防，其头目夸下海口：凭借乌江天险，红军插翅难飞。1月4日，红三军团直指乌江东南渡口桃子台、茶山关。部队到达后，江华带领工兵连到附近村子筹备架桥木料，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第二天一早，趁着江岸的朦胧晨雾，在火力掩护下，江华指挥工兵连突击架桥。枪林弹雨下，江华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经过紧张施工，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红三军团大队人马从桃子台、茶山关首渡乌江，歼灭西岸敌人，确保了中央红军后续部队顺利渡江，为主力红军前进开辟了道路。
五
雕塑是无声的，却有着丰富而深沉的声音和内涵，是一本与课堂相得益彰的教材。
在中央党校礼堂前，有一尊“我们的老校长毛泽东”的全身雕像。仰望伟人，我们会生发一种庄重而神圣的情感，有着这一情感的，还有一位叫江华的瑶族汉子。
中共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祥红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李祥红介绍说：“这一年的冬天，原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和夫人吴仲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听说江华回延安了，就要和江华见面。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山东敌后及回延安沿途所见所闻，特别问了这些地区的群众生活情况。江华后来对这次谈话作了口述：‘关于沿途所见的情况，我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在晋西北只住了一夜，匆匆忙忙，谈不出什么。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最后，毛主席又问我各地的生产怎么样，要我写一个关于生产的材料。我因为一路上没有留心生产的问题，所以没有完成任务。从毛主席的谈话中，我看出，他当时是把组织生产，解决群众和军队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作为头等大事来考虑的。毛主席是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他除了通过正式渠道，从文件、报告、电报中了解情况外，经常找各地回延安的同志谈，通过各种方式作调查，掌握更多的材料，这种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和方法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继承的。’”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大信息中心主任刘朝善不仅当过教师，还是诗人，亦是文史爱好者。2021年5月27日晚上，他特地从涔天河水库赶回县城，为我们讲述了江华与毛泽东的故事：“1958年，毛泽东主席来到杭州，江华带着大家早早就在车站迎接了，毛主席笑着对他们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来了好多次了，没必要搞迎来送往了。’江华连忙说：‘主席来杭州，不接可不行。’毛主席笑了，给大家讲了一个当年在延安时的故事。有一次，毛主席到马列学院讲课，学院专门派人到杨家岭去接他。他看到来了四个人，就风趣地说：‘轿子呢？你们来了四个人，为啥不抬轿子呢？’来人都愣住了，毛主席严肃地对他们说：‘这些都是形式主义，咱们共产党人不搞这一套！’毛主席讲完这个故事后，对江华说：‘以后，来不迎，走不送，大家自由，好不好？’”
后来，江华根据毛主席的这句话，定了一条规矩：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过，毛主席每次到杭州，一般都会见见江华和吴仲廉夫妇，因为，他们俩当年一个是他的秘书，一个是他的书记员，找他们叙叙旧了解情况就是工作。
时任生产队长的李金任在江华故居陈列馆指着当年与江华合影的自己。毛激流 摄
六
江华，是一个诗意的名字。
江华，是瑶族的故乡。
行走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城，风，是温柔的；云，是温柔的；水，是温柔的。听瑶寨姑娘小伙唱瑶歌，风不动，云不走，水不流。看瑶族长鼓舞，山川绿，牛羊肥，天更蓝。
五月，云淡风轻的天底下，在潇水岸畔，望水天相接的远方，诗意在胸中喷薄；远远回想那《没有航标的河流》似一副淡淡的油彩，挂在弯弯的月亮下；在静谧的夜晚，那只飞得很高很远的瑶寨鹧鸪，在空旷的田野发出清脆而又隽永的鸣声。
江华是和着这种鹧鸪的鸣声回到阔别40年的鹧鸪塘村的。
作家陈茂智在《“四次回乡”促发展》一文中是这样描写江华回故乡的：“新中国成立后，江华先后于1965年、1982年、1985年、1987年四次回到家乡。每次回家乡，他惦记的是家乡的建设，勉励家乡干部群众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1965年6月下旬，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同意，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携夫人吴仲廉，从杭州送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广西南宁后，途经桂林、钟山，特地回了一趟阔别40年的家乡。在江华原县城所在地水口镇，江华对县里陪同的领导说：‘走路要抬头往前看，不能埋头看脚趾头。一个县城放在大山里，没有发展前景。’他嘱咐县里的领导要着眼长远发展，考虑县城搬迁的事。”
陈茂智接着对记者说：张维是江华的秘书，1992年底，张维“向江华申请到基层工作，江华表示支持。江华对张维说：‘你到我这里工作8年多了，应该到基层去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在实践中提高自己。但不要搞什么两年的挂职锻炼，那样人家把你当官老爷，学习不到东西。你要下决心把关系转下去，扎扎实实地工作5年、8年、10年。’江华是希望也是期望地对他提出：‘你去我的家乡湖南零陵地区工作，因为那里是贫困地区，可以锻炼人和磨砺人。’张维到零陵地区行政公署任副专员，临别时，江华对张维说:‘我离开家乡参加革命60多年了，那里还很贫困，老百姓吃了上餐没下餐，我心里很不安。我老了，想管也力不从心，但你要帮我管，我死了你还要管!’说完，江华对张维拱拱手，还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张维在撰文回忆时写了这一段文字：“1985年，江华的家乡庆祝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江华欣然受邀出席。参加完庆典后，江华却得知了一个让他非常生气的事，什么事呢？原来，地方政府知道江华要回来，就特地安排在他的老家装上了电灯。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电灯还不是很普及，尤其是在江华的老家，全村都还没有人用上电灯，但是地方为了照顾江华，就单独给他们家的老房子装上了电灯，还专门送来了一台发电机。江华不但没有感激，反而非常生气，对大家说：‘我不是官老爷衣锦还乡，不要给我摆那个排场！你们应该把心思用在提高全体老百姓的生活上面，不要为我一个人搞特殊！’大家都劝他，说电灯已经装上了，就顺便用一下吧，等您走后再拆掉。江华还是不同意，严厉地说：‘立刻把电灯都拆除，什么时候拆了，我什么时候再回去！’”
今年5月27日中午，在江华故居，我们找到了93岁的老人李金任。1965年，江华第一次回到鹧鸪塘村，担任生产队长的李金任向江华汇报了家乡的情况，还组织村民同江华合影。他把照片中的自己指给我们看，合影照片中的李金任年轻帅气。老人环顾室内，指着和江华合影的自己，深情地回忆起江华关心家乡建设的一段佳话：“1991年，江华的回忆录《追忆与思考》出版，获得稿费5300元。江华让帮他写书的艾炜、高峰和张维三个人把稿费分掉。张维说：‘帮您写书是我们的工作，稿费不能要。’江华对张维说:‘谢谢你们，稿费我也不要，我还有1500元存款，连同这5300元一起，辛苦你寄给鹧鸪塘村党支部，让村里搞点集体经济。’后来，我们村用这笔钱解决了用电问题。”
魂牵梦绕情依依。1995年11月，在离家参加革命70周年之际，江华写了一首《乡恋》，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思念:
萌渚男儿为国忧，出征游子七十秋，
放眼神州风雷激，受命茶陵烽燧稠。
战罢井冈战瑞金，红军胜利白军愁。
二万五千长征路，三军会师固源州。
圣地延安堪追忆，驰骋敌后驱倭寇。
戎马生涯久征战，亿万人民得拯救。
淡泊一生多艰辛，怡然情满故山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