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王陵公园出土的双面透雕龙凤纹玉环。组图/记者常立军
楚国兵器戈。
西汉长沙国王陵出土的长沙王金印。
▲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现场。供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第一次长沙考古发掘地点。
▼马王堆墓椁室。
▲战国羽状纹四叶铜镜。
陈家大山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为战国中期晚段的楚墓帛画。
长沙的历史文化自信是“挖”出来的。然而这个“挖”，最初并不是科学发掘。新中国成立前，时局动荡，民众苦不堪言，混乱失序的时代却是盗墓者们的黄金时代。“土夫子”们的盗掘活动猖獗，但同时，盗掘出的文物也让长沙古代文明的光华瞬间显露出来，惊艳了历史文化界。
新中国成立前重要文物多分布于土夫子集中的东郊
史料少，文物多的长沙。是考古发掘的天堂。然而，盗墓者也因此很早就开始“发现长沙”了。
土夫子本来是个正常的职业。近代以来，长沙城区流行用煤炭做燃料，加入了黄泥巴的煤炭更加耐烧好用，再加上造屋平土及烧砖取泥也需要大量的土，于是便诞生了这样一个职业。当时的长沙城区面积还很小，土夫子们就近取土，首先选择的就是城区附近的丘陵。而长沙两千多年来，累积的大量古代墓葬就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城外郊野的丘陵之上。
从新中国成立前长沙出土文物的分布地看，大多集中在陈家大山、识字岭、子弹库这些地点。它们大多分布在长沙的东郊。这也是土夫子们取土最方便的地方。
被土夫子们盗掘出的重要文物有战国楚帛书（子弹库）、战国人物御龙图（陈家大山）以及大量的珍贵陪葬品。这些被盗出土的文物令考古学界震惊。在考古学研究上，文物的出土背景至关重要。野蛮的盗掘对考古的影响极坏，不仅出土地难以确定，文物的出土形态、空间位置全部都被打乱，原本完整的信息链变成了一堆碎片。科学发掘迫在眉睫。由此也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以南区域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
新中国成立之初“考古天团”的长沙之旅
长沙考古是幸运的，当年来长沙进行考古发掘的都是新中国考古界的精英人物，可谓：考古天团。工作人员有考古所夏鼐、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7人，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王文林2人。湖南省博物馆馆员程鹤轩也参加了一个时期。这些人，经夏鼐亲自培养、调教，日后都成为了中国考古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
第一次长沙考古发掘结束后，具有标杆意义的《长沙发掘报告》于1956年完成。
数十年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高成林感慨：
《长沙发掘报告》为湖南乃至整个南方地区楚汉墓葬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断代的标尺，其影响十分深远。我过去读《长沙发掘报告》，基本上是以今人的标准看待前人，缺乏理解之同情，更多地看到的是其不足，此次重读《长沙发掘报告》，深感其价值被严重低估。在当时只有河南辉县一地材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长沙发掘报告》能取得如此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次考古发掘，还让人们中看到古代长沙城市的地理限度，并见证了长沙城市的历史变迁。小吴门外的火车站已在城外，伍家岭、沙河桥遍布砖厂，陈家大山、识字岭、徐家湾、杨家山、五里牌都是郊外。《安志敏日记》中记载当时的长沙城，就是以现在还保留的那些叫“××门”的地方为边界的。东边的浏阳门、小吴门、经武门；北边的新开门、湘春门；南边的黄道门，再加上西边的三门，俗称长沙老九门。城外就是郊区，是古墓葬集中的地方。实际上，九门之内也有战国西汉墓葬和墓地，因为早年的城还要小。从这个意义上说，1951年的长沙发掘亦可视为中国城市考古之发轫。
正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在纪念中国考古百年暨长沙发掘七十周年座谈会上所言：我们的工作延伸了湖南历史轴线，将湖湘文化源头大大提前；我们的工作增强了湖南历史信度，丰富了湖湘文化内涵；我们的工作证明
古代湖南积极主动参与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在长达数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湖南地区与周边文化融合与互动，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