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尧学接受本报专访，回忆1978年自己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故事。长沙晚报记者 邹麟 摄
编者按
张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科协主席，朋友圈里儒雅温和的“湖南羊”，中南大学师生喜爱和不舍的前任校长，网络世界中热议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1978年的夏天，在昼夜奋战一个多月之后，从未上过高中的他，考上了大学。这传奇的经历背后，有着怎样不寻常的细节?本报记者昨日采访张尧学院士时，张院士亲口讲述了自己当年高考的故事，并允许记者整理、录音。
我是1978年的考生，那是高考制度恢复第二年。
我觉得，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姐妹六个，八口大家的日子全靠父母双手从田地里刨出来。最穷困的时候，房屋四壁透风，冬天里只好在墙角铺满稻草取暖，与耕牛隔壁而眠。
我五岁半上小学，小时候很淘气，在边学边玩中度过了小学时光。小学毕业的时候，想学一门手艺，自己挣生活费减轻家庭负担，就跟了一个泥瓦匠人做学徒。这是重体力活，学了一两个星期，吃不消就放弃了，去上了两年农村的初级中学。
14岁从初中毕业，又在农村干了8年。我没有读过高中，也没有人教我或者有学习的氛围。对我来说，在农村那种非常贫困的环境下，能够凭高考冲出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了改变命运，我硬是靠高考前的一个多月学习，白天晚上都看书，一路“冲杀”了出来。
高考恢复给了我机会，打开了一扇窗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让我这样一个农村青年，在看不到人生未来的情况下，突然看到了亮光。那时候，因为大学已经停办了，没有书可读，只有当兵和招工才有出路。对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招工是不可能的;当兵的话，要身体合格，还要有机遇。即使当了兵，还要提干，要在部队当了军官才能离开农村。我们为什么想要离开农村呢?因为当时的农村，完全处于一种手工阶段，人非常辛苦，每个人起早贪黑。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下地干活，经常吃不饱，如果不跳出农门，这一辈子大家就都这样了。这时，“恢复高考”如同有一扇突然给你打开的窗户，阳光进来了。所以说，是改革开放、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我机会。
1977年，没上过高中的我，去考中专，也上了线，但因父亲出身不好政审没有过关。失利后，我深受打击，但还是很想考。第二年五月，我在观音港修水电站，此时距离高考只剩一个多月，我决心再考，就去借书看。当时工地上一位厨师有一套高中数理化课本，他借了书给我，这位厨师之前也是老师。借到书后，我就开始拼命学习，白天干活，晚上看书，6月份开始向工地请假，去插班学习。还好，那个中学的校长是我当年小学同学，我就去和他挤一张单人床。那年的六月对我来说，不仅白天充满了汗水的味道，晚上更是泡在汗水的“江河”中。刚开始到学校时，那些高考班的同学不注意我，因为我头几次考试都是排在后面。后来靠着自学，我成绩才慢慢好转。更不好意思的是，20多岁的我，还要分心去处理一些和女同学们的关系问题，分散许多的精力。高考7月20日开始，考五门，结果当然不错，成绩在常德地区排到了七十几名!(偷偷地说，有一道题的20分是靠蒙对的)9月，收到了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非常非常非常开心。要知道，那时我最大的理想是吃上国家粮，找到一个老婆。
我们这一代人，珍惜每一个得到的机会
在大学读了四年后，我1982年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后被选派去日本东北大学留学，学习网络通信专业，7年负笈求学，拿到了工学博士学位。1990年，我回到国内，在清华大学从事计算机教学与科研，担负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研发网络路由器。1995年，我研制的第一台路由器原型通过鉴定。后来，又率团队在国际上率先提出“透明计算”的概念，现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我们这一代人，珍惜每一个得到的机会，每一段时光。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和现在的孩子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只能横比不能纵比。我只能和我们当时的小伙伴比，我很幸运，因为每次命运贴着我走，而我也每次拼命抓住命运给我的机会。
现在的高考，依然是改变命运的事情
现在的高考，对多数孩子来说，依然是改变命运的一件事情，只是不像我们那时候那么的重要。那时候，考上与考不上，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人生。现在考上好大学和没考上好大学，可能只是截然不同的路。所以，我们现在的学校，要抓好建设，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好的、展现自我的学习场所，培养他们不放弃、不言败的精神，在大学里面学知识、培养价值观是很重要的。再就是要培养为自己的发展、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生活的能力。学生们要学会适应社会甚至引领社会的能力。
现在的孩子吃点苦是很有必要的。许多父母把自己没实现的期望放在孩子身上，把就业率也放在高校身上。其实应该让孩子去玩、去吃点苦，才能安下心学习。德国人抱孩子面朝外，要让风吹到孩子的脸上，让孩子接受寒冷、感受寒冷，让孩子摔跤――与其等你长大了摔跤，还不如小时候摔下跤。
(文字整理 长沙晚报记者 谭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