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40周年特别策划
现在的你回忆当年的高考，还能记起来多少？是考卷上那一道不该错的送分题，还是考试前一天班主任的那句“你再看看题目，我再看看你们”？
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我们邀请到了8位往届考生忆当年。他们通过高考，有的“意外”结缘航空航天，成为国产大飞机总设计师，有的考上最爱的新闻系成为记者。
不论是哪一种改变，都是人生轨迹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的人生，更是这40年来社会变迁的缩影。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蔡蕴琦杨甜子杨彦
1977年恢复高考让我意外结缘南航
吴光辉，1960年2月生，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员。1977年参加全国高考，考入南京航空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飞机设计专业。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C919国产大型客机总设计师。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当时的我得知高考的机会时，一股巨大的力量和激情促使我发奋努力。
那个时候都是先录取后选专业，当时南航的专业都是保密的，懵懵懂懂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个人比较爱好电子，后来一看专业很多，有飞机设计、电子电气、雷达、发动机等，就想学飞机设计，将来可能做总设计师。没想到，这个简单而又朴素的想法让我与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飞机设计事业也成为了我一生的挚爱和追求。
入学报到的时候，我一个人从汉口坐船到了南京，在船上我碰到了一批南航学生。进校后，我在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上和其他同学差距不是很大，但高数明显感觉很吃力，有时演算一道高数题。等我有抬眼的工夫时，发现整个教室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南航除了开设各种专业课程，还特别重视工程实践。大学二年级，学校组织我们到国营峨嵋机械厂实习，我被分到飞机设计研究所。在那里，我和研究所里的技术人员们一起钻研如何改进飞机结构、提高作战能力。所里老师傅们丰富的“作战”经验更让我受益匪浅，这种真实的工程环境对我后面的成长很有帮助。
大学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也让我开阔了视野，工科背景的我整天和数据、公式、定理打交道，可那时还参加了摄影协会，并且成了主要负责人。每年新生报到时介绍南航的照片、书签等都是出自我们摄影协会。
知青熬夜复习，白天田头就睡着
王林，1960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祖籍辽宁沈阳，1977年参加全国高考，考入江苏新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优秀医院院长。现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中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口腔医学会会长、江苏省教学名师，从事口腔正畸学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30余年。
1977年夏，我从镇江市第一中学毕业后，就直接下放到了镇江市金山园艺场跃进大队。
1977年底，中央做出了全面恢复高考的决定。复习备考的那段日子，至今仍历历在目。农村的住宿条件比较差，晚上大伙就睡在大仓库里，地上一排大通铺，我晚上常常复习到很晚才回去，有一次刚把脚伸进被窝，就触到一团毛茸茸的东西，拎出来一看，是只硕大的老鼠。有时候晚上熬夜复习太累，常常倒在田头上就睡着了，醒来惊觉一条蛇从旁边游过去了。就这样，我白天按时出工，晚上则跑到老乡的贮藏间，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夜以继日地复习。
考前一周，母校镇江一中组织大家集中复习，过道上、走廊里全是人。当时现成的复习资料非常少，有几个灵活一点的同学找来手刻钢板，用铁笔把复习内容刻写到蜡纸上，油印多份。
高考那天，赶考的人各色装扮，很多人看着都是叔叔辈了，不仅有给我上过课的老师，还有父亲和儿子一起进考场。
高考结束一个月后，一名知青同事拿着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到我家，告诉我被录取了。翻开录取通知书，我心里凉了一大截——江苏新医学院医疗系口腔医学专业。
我出身“冶金世家”，填志愿时报的全部是东北的大学，专业也是清一色的冶金类。遗憾归遗憾，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与家人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不能放弃这来之不易的上大学的机会。
时至今日，我依然还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那张早已泛黄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寄镇江市金山园艺场跃进大队王林收”。
1987年带着作品到南京，想转东大建筑系
毛大庆，1969年出生在北京，1987年考入东南大学建筑系。优客工场和共享际的创始人、董事长，博士、教授。拥有超过20年房地产行业开发经验。曾任万科企业集团高级副总裁和亚洲最大的房地产投资机构新加坡嘉德集团环渤海区域总经理。
1987年的高考，虽已不是恢复高考之初的“改变命运之考”，竞争却也相当激烈。印象中，那时北京市高考录取率大概1：8到1：7，是座不折不扣的独木桥。考上大学意味着将来的就业、生活都不愁，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单位包分房，憧憬国外高校的同学离出国梦更近了一步。
高考填报志愿前，学校开了各种辅导课，教我们第一志愿怎么填，第二梯队的学校怎么填。一心想学建筑的我，没考虑这么多，从头到尾一口气填了九所高校的九个建筑系，清华、东大、同济填了个遍。
高考成绩公布了，我被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录取，因为种种原因，考分虽够上建筑系，却被分到了土木工程系。我一下就急了，学土木虽然也不错，但从小当建筑师的梦想要泡汤了。
我的外公毛梓尧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是人民大会堂、北京展览馆等著名建筑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也是我的校友，是上世纪20年代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外公生前小心翼翼地收藏着用旧报纸裹起来的人民大会堂平面设计图，他将每件作品都视如珍宝。受外公的影响，我从小喜欢画画，对当建筑师有特殊的情结。凭着一股子冲劲，我找到前来北京招生的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朱教授，向他表达了转系的强烈愿望。
听完我的讲述，朱教授非但没责怪，反而安慰我，并积极帮忙想办法。那个暑假，我给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系写去了数封信，甚至带着作品赶到南京，找到建筑系主任鲍家声教授。或许被我执着的热情感动了，或许是我的作品打动了老师，让他们看到了我当建筑师的一点天分，最终开学时我如愿到建筑系报到。
30年之前，医学还不是“香饽饽”
吴云川，1970年2月生，江苏大丰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7年参加高考，考入南京中医药大学推拿学专业。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推拿学教研室主任，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国家职业技能竞赛国家级裁判员。从事推拿医疗、教学和科研27年。
我们那时候在真正高考前，还要先经历预考。预考由市里出题，难度可能比高考还大。通过预考的，普通高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考生。
我在镇里的中学上学，考试在县里。学校派几辆公交车把考生拉到县城，吃住都在宾馆，老师全程陪同。我还记得考前住在县里舅舅家，到的时候，他正和几位老师在炒大麦茶，供第二天高考学生祛暑，晚上给我做了鲤鱼，虽然端午节过了，外婆还特意给我包了粽子，取“鲤鱼跃龙门”和“高中”的含义，我后知后觉，几年后才反应过来。
别看现在医学类专业分数线这么高，三十年前它可不是什么“香饽饽”。医学专业比其他专业学制要多一年，学生毕业后去医院等事业单位，工资也没有大工厂高。第一遍志愿草稿，我一所医学院校都没有填。爸妈表面“民主”，还是觉得我一个毛头小子志愿填得不大妥当，于是拜托校长和我谈话，校长建议我挑了南京中医学院的推拿学专业。说来也是天意，填了那么多学校，最终录取我的还就是南京中医学院。
1987年9月走进汉中门校区，当时学校还不大。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穿白大褂，第一次见到了各种精致的中药标本，第一次遇到比我们普通话讲得好很多的老外，第一次搭了脉，第一次练功……无数的第一次的新奇和激动，慢慢爱上了中医。
后来校园不再小了，有了仙林新校区，更有了仙林一景的格桑花海，有大操场可以放风筝，可以看看药苑池塘里的野鸭子，可以吃不同风味的美食。我也在这里读完了硕士、博士，每周都要在古朴精致的老校区门诊和美丽的新校区讲课，学校已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单位，更像是一个家。
1997年没那么多招生宣传，玩的就是心跳
秦正坤，1979年5月生，江苏盐城人，教授、硕导。1997年参加高考，考入南京气象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前身）数学专业。现为南信大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致力于卫星资料的质量控制、同化及卫星资料的气候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1997年的高考“玩的就是心跳”，因为那时候的我们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有人因为超常发挥进了名校，但更多的人因为志愿填报不合理，揣着张可以进入本一批次高校的成绩单，跌进了本三院校的“怀抱”。
高三时我最拿手的科目是物理，但考了多少分实在记不住。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成功走进了当时还叫“南京气象学院”的南信大，成为了97级数学系的一名新生。
其实，南信大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那会儿的我们是真的“无辜”，志愿填报的唯一参考，就是学校前一年在家乡建湖的招生数据。1997年哪像现在这样，有铺天盖地的招生宣传呢？然而，现在的我回想起当时的选择，反而有种“歪打正着”的庆幸，本科学数学是真的管用！教授们给我们上《数学分析》《概率统计》，基础打得牢，为我研究生和博士阶段转读大气扫清了多少“障碍”。
如今的我，名字后面多了“教授、硕导”的头衔，更是荣幸地成为了我校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邹晓蕾老师团队的一员。
对了，说起高考恢复40周年，我们这个有爱的团队和高考也很有缘分，团队的带头人邹晓蕾教授不仅是我们南信大首位“973”首席科学家，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南京气象学院”的气象人。
从小爱看报纸，坚持报南大新闻系
薛蓓，1978年5月生，江苏宜兴人。1997年参加高考，考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现为扬子晚报新媒体部记者、编辑，主持的扬子晚报新媒体栏目“蓓蓓讲故事”，在扬子晚报网、扬眼APP、蜻蜓FM各大平台累计收听率超过了120万人次。
1997年，我要考大学了，那时条件跟现在的孩子不能比，但每天放了晚自习回家，还要先吃一大碗面条，上面铺着牛肉和青菜，再带着饱意继续学习。高考那几天，吃得更好了，每天都是红烧鸡、鳝鱼等三四样大菜。
高考前填报志愿时，妈妈和老师为我出了很多主意。“我还是想考新闻系，就填南京大学新闻系吧。”我跟妈妈说。这大概跟我从小爱看报纸有关系。每天傍晚写好作业，我就会打开晚报，从头版新闻到副刊津津有味地看一遍。如果临到期末考试，没有时间看，我就会让妈妈把报纸收集在阳台角落，考完试的假期里，再翻出这一大摞报纸，坐在阳台上慢慢读。
1997年夏，我坚决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南大新闻系。回想起来，那是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做出重大决定了，所幸我填对了！出了高考考场，妈妈问我要奖励什么？我不好意思地要了一大块平时舍不得买的洋快餐鸡块！
分数出来，我果然顺利地上了南京大学。有趣的是，我们大一就读的地点，不是鼓楼的南京大学校区，而是还比较“荒凉”的浦口新校区。看到这个又大又空阔的校园，我和同学们都傻眼了。不过，“要当一名新闻记者”的理想和激情，还是鼓动着青春的我们立刻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在新闻系就读期间，学校老师谆谆教诲，还提供了很多实践机会，带我们去江苏的华西村等地采风。有意思的是，后来就职的《扬子晚报》的记者编辑老师们，也曾经到我们系里去做讲座，当时我还主动对报纸的编排提了几个问题呢！
2007年听说我考上，卧病在床的母亲坐起来啦
侯印国，1989年生，甘肃定西市人，2007年参加全国高考，以定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现为高校教师，校聘教授，自媒体达人。
高考前，由于突如其来的车祸，母亲两腿膝盖都粉碎性骨折，起码需要卧床静养一年多。我的高三时光，是在一边照顾卧床的母亲，一边赶去学校备考的交替奔忙中度过的。在如山如海的模拟试卷外，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照顾病人，每天最合理地分配本来不多的时间。
成绩公布，我是当地的文科状元，尤其是语文成绩很高，150分的卷子，只差几分就是满分。我一直记得一个瞬间，南京大学在甘肃招生的老师给我来电话，祝贺我被录取，说我是报考南大的学生里成绩最高的。放下电话我跟母亲说“考上啦”，长年在床的母亲激动地一下子坐了起来，从此以后身体越来越好，下床后坚持锻炼，能走能跑。
那时候家里穷。高考成绩公布的那天，好多同学都在网上查到了自己分数，纷纷打电话问我多少分，我用电话热线去查呢老是占线，打不进去，心里急得不得了，可家里又没有电脑和网络，就说去网吧，但摸遍全身翻遍抽屉居然找不出个5块钱。
去南大报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钱，拿着全家凑的两千多跑来南京，连学费都不够，但南大开通了绿色通道，不仅没有要学费就让我完成了报名，还有个老师偷偷塞给我五百块钱，信封上写着“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所以后来我总是在各种场合夸南大，还为此专门做了个夸南大的微信号，在全国高校新媒体里影响很大。
我用新生奖学金资助了贫困同学
张雪，1988年12月生，江苏苏州人，硕士在读，工艺美术师，姑苏宣传文化青年拔尖人才，苏州技术能手，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2007年参加高考，考入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现任薛金娣刺绣艺术馆副总经理、艺术总监。
现在的回过头来再看高考才明白，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次能够真正决定自己想要什么的机会。
参加2007江苏高考的考生，其实有点“背水一战”的意味，因为那是江苏“3+2”高考模式的最后一年。我只记得那一年每一科的难度都不小，物理难度尤其超出了我的想象。
因为父母从事的是苏绣行业，我那个时候的理想是选择贸易类专业，将来可以将“苏绣”带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时候，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过程让我紧张了许久。终于，我收到了南京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了国贸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员，还出乎意料地拿到了学校的新生奖学金。拿到新生奖学金的那一刻，我将其中的一部分捐出来，资助了院里的贫困同学。老师还问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回答得挺朴素：能帮一个是一个。
大学四年的国际贸易学习看似与苏绣没有什么联系，但却培养了我的经济头脑。我开始阅读刺绣艺术书籍，每天呆在母亲的工作室里练习，这一投入就是六年的时间。也许是这份执着，让我能幸运地获得了在镇湖苏绣丝绸之路“海外行”刺绣艺术展上进行苏绣表演的机会。也就在去年六月，我与自己的三个小伙伴一起成立了弥惟刺绣演习所，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苏绣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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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内容：1977年、1987年、1997年、2007年、2017年参加高考的故事和高考物件，以及您对今年高考考生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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