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讯 2018年12月31日19：00至2019年1月1日7：00，一场浩大的跨年诗会降临古都南京。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南京团市委、南京建邺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新华之夜 青年之歌”2018——2019第五届南京跨年诗会在新华日报新华剧场隆重举行。七位作家、诗人余华、格非、毕飞宇、迟子建、王家新、欧阳江河、廖伟棠共赴诗会，名家领读，读者接力，一场以文学的名义展开的12小时狂欢，印证了人们对南京的印象——在这座城市，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赢得如此多纯粹心灵的迎拥与向往。本报《文艺周刊》对七位嘉宾展开专访，听他们聊文学、话南京，谈诗和远方，也谈文学贴着大地的飞翔。
余华：
关于“诺奖”，从未期待
衣着质朴、头发花白，神情中略带着疲惫……这是南京读者初见余华的印象。余华很愿意来南京，在这座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他有很多老朋友：“苏童、叶兆言、毕飞宇……我每次来到南京，都会和一帮朋友聚会。”他说现在最大的苦恼是时间被切碎，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越来越多的活动、应酬需要去面对。他自嘲：“这个世界充满着诱惑，而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经不起诱惑的人。”因此，写作的时间在变少，阅读的时间在变少，思考的时间在变少，甚至连睡眠的时间也变得“奢侈”起来。
27岁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先锋作家姿态闯入文坛；31岁完成《在细雨中呼喊》；32岁发表《活着》；35岁出版《许三观卖血记》；46岁写完《兄弟》；53岁写完《第七天》……向现实回归，是余华20余年来的创作轨迹，倾注在这些现实题材作品中的，是作家面对苦难的悲悯情怀。
为什么你热爱描写苦难？面对这个问题，余华耸耸肩膀：“我一开始并没有料到是这个结果，可写着写着就变成这样了。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他们，但又不是他们。当然很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必须抱有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那样，他笔下的那个人物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物。”
在当代文坛，余华和莫言是第一批“走出去”的中国作家，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在海外拥有不少读者。在生活中，余华和莫言惺惺相惜，交情颇深。2012年，莫言捧得诺贝尔奖，很多人在为莫言鼓掌的同时也为余华感到惋惜。对诺奖有期待吗？余华笑着摇头：“没有。我相信莫言在获奖之前，也没有期待过。作为一个作家，他唯一能控制的是他自己的写作，当一本书出版之后，能否受到表扬和批评，以及能否获奖，这些都是他控制不了的。既然控制不了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想它。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只想能够控制的事情，安安心心创作下一部作品。”
迟子建：
邂逅江南瑞雪，期待文学丰年
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白雪乌鸦》等作品广为人知的作家迟子建，无疑是当今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从千里冰封的黑龙江来到江南佳丽地，刚下飞机，迟子建就意外邂逅了江南的雪，这令她倍感欣喜：“都说瑞雪兆丰年，我们乘着跨年诗会的瑞雪，必将迎来文学的丰年、有情怀的丰年。”
最近，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由译林出版社再版，这部长达70万字的恢宏巨著再次引发文坛关注。在这部作品中，迟子建“重返历史之河”，以编年体的形式，秉承小人物写大历史的理念，书写了东北三省作为伪满洲国存在的14年历史。谈起这部作品，迟子建滔滔不绝：“文学重返历史决不是呈现教科书上的所谓‘定论’，而是挖掘被教科书遮蔽的更加丰富鲜活的生活日常。全书出场人物有上百位，从溥仪到抗日将领杨靖宇，从俄国商人到日本满洲移民，从婉容福贵人到影星李香兰，但贯穿全书的却是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通过小人物书写大历史，我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是：人性——只有在小人物身上，才会洋溢着更多的人性之光，而人性之光是照耀这个世界黑暗处的永远的明灯。”迟子建深情地表示，《伪满洲国》得以在18年后再版，对她个人而言也有着不凡的意义，“这使我得以重返自己的‘青春之河’，返回自己的创作生涯刚刚要起飞的时刻。”
从小在大兴安岭长大，一辈子不曾远离故土，东北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态观念深刻地影响了迟子建的创作，这在她的最新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说用候鸟的生命形态对人物形成一种灵魂上的启示和救赎，自然与人构成了互相映衬、互相对比、最后互相提升的关系。
“在我们东北地区，壮阔的大自然、漫长的边界线和大兴安岭一年四季风霜雨雪的自然变化，无形之中影响了我看待社会人生和文明演进的态度，我从小就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甚至比自然更加渺小。《候鸟的勇敢》就是从这种自然观出发，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的割裂，包括生态破坏、人际关系的疏隔、阶层差距造成的心理错位等系列问题，希望能为现代人看待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另一种视角。”迟子建说。
王家新：
别让泪水和小资情调淹没诗歌
王家新被视为“朦胧诗”后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谈及诗歌的创作过程，王家新觉得，一首好诗首先必须感动自己。
“创作诗歌就如耕地一样，必须深深扎入泥土，把你内心很多东西都翻动起来，然后让自己感动燃烧。”王家新回忆起几年前，孩子在北京一所小学读书，全家人在学校附近租房住了五六年，来回搬家了好几次，在即将搬走的时刻，王家新写下了一首《那条街》：“明年我们的孩子小学毕业，我们也将搬走，但多少年后我会重访这里，我们的孩子也会……”这样的诗句如浅斟低唱，娓娓道来。诗人表示，到了如今年纪，写诗不会像年轻诗人那般激情四射，而是尽量冷静又克制，更多地凝结了自己对时间以及岁月的感受，希望读者能够从一首诗中走过他的一生。
当下社会似乎颇有些“诗词热”，诗人多了，诗刊多了，诗歌节也多了，诗歌似乎重新回到主流视野。对于这种现象，王家新认为，大众需要诗歌，也需要一些诗歌式的心灵鸡汤，但也必须警惕，消费社会的特征就是消解难度，把一切诗歌降低到顺口溜、抒情或心灵鸡汤的程度，“在这种‘集体抒情’中，泪水和小资情调淹没了诗歌，也降低了大众的智商。我们不能把煽情、世俗作为评价诗歌的标准，不能把蚊子的哼哼代替了缪斯的歌唱。”
格非：
故乡的一切都印在我的脑海里
格非的家乡在江苏丹徒，这一次趁着回江苏参加跨年诗会的机会，他回到了自己生活了17年的家乡，顺便看望住院的父亲。在诗会上，格非饱含深情地朗诵起《望春风》中的片段，他将和父亲的感情融入到自己的思想和朗读中，希望病榻上的父亲早日康复。
2015年，格非凭“江南三部曲”摘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之后，他又写了长篇小说《望春风》，故事从1958年写起，一直写到2007年，讲述了儒里赵村前后50年的变迁。对故乡丹徒，格非心中满是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我17岁就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十多年前，弟弟带我回老家的时候，却发现老家没了，只剩一片废墟，心中忍不住一阵感伤。之后我就开始追溯村庄的源头，并拿起笔描述记忆中的乡土。帮助曾经住在那里的人记录他们逝去的时光，我想这是我作为作家的使命。”
曾经的农村生活经历给了格非源源不断、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从乡村到城市，他的人生经历和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步。“尽管我在家乡只生活了十六七年，但这一段记忆能抵得上我人生后面的几十年。村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有非常丰富的故事，我了解最多的，就是这块土地，那个村庄里的人说话的声音、走路的方式、表达感情的方式，还有他们的语言，这一切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格非深情地回忆说。
格非同时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坦言自己更享受教书这份工作：“我从1985年开始当大学老师，一直觉得教书令人身心愉悦，学生每年都在变，而我一直在接触最年轻的学生，这对作家来说真的太重要了。一个作家如果总是呆在封闭的地方，不愿和年轻人接触，你作品的现实感很快就会失去了。”正因如此，和其他高产的作家不同，格非大概三四年才能完成一部小说，“总有人问我：你这几年干嘛去了？怎么不写作了？我觉得很正常啊，生活就是这样么，我有兴趣的时候就写一点，找不到好的题材时便稍微放一放。我没有专业作家的焦虑感，也从来不会为写作焦虑。”
欧阳江河：
诗歌要写出痛感和现实感
“只听一支曲子/只为这支曲子保留耳朵/一个肖邦对世界已经足够/谁在这样的钢琴之夜徘徊？”诗会上，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吟诵的《一夜肖邦》打动无数观众。诗人表示，《一夜肖邦》呼唤的是一种古典精神，呼唤“震撼我们灵魂的狂风暴雨”。这恰恰呼应了学者张清华对欧阳江河的评价：他总是能够在历史需要的时候贡献出那种具有重要作用的作品，这体现在他的《玻璃工厂》《汉英之间》《傍晚穿过广场》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歌中。
“我的创作强调当代性，强调把新闻用诗歌的思维方式加以混杂、提炼、表达，用诗歌的面貌呈现鲜活的社会动态，这样诗歌就不仅仅是一些优美的句子或个人喜怒哀乐的画像，而是具有公共性的、甚至是优美和不优美的东西相混合的一种汇集。”欧阳江河这样说。他同时补充，诗歌不等同于新闻报道，“而是要写出包含在新闻现实里的‘现实感’——诗歌要提炼的不是现实，而是现实中的‘现实感’。诗人应谨防诗歌变成纯粹的修辞练习和窄化的自我，这里面当然也可能涌现出一些有意思的诗歌，但那不是我要的东西；我希望做的是着力扩大词汇表、扩展诗意的内涵，我想把那些本来不属于诗歌、不在美的范围之内的东西，纳入诗歌的视野中来。”
这样的诗歌，会不会偏离了读者的审美惯性？欧阳江河认为，首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美”：“美不是被给定的、客观的事物，美来自诗人的发现和创造。但在当下，人们对美的理解已经形成了惯性，只把那些朗朗上口的、励志的、鸡汤的诗歌当作美的，这种惯性构成了对我们的接受能力、审美和想象能力的共同限制。美完全可以是另一番面貌：它有痛感，是具有破坏性的、充满张力的美，它带给读者的不是浅薄的愉悦或心灵鸡汤式的感动，而是思想的唤醒和领悟。换句话说，美不是给懒人的现成的礼物，而是一定要让他有点皱眉头。我有时发牢骚，你们有必要把诗歌写得那么好看吗？能不能写得烂一点儿，但是能‘抓’我一下？”
廖伟棠：
将悲悯情怀灌注笔端
香港桂冠诗人廖伟棠是南京跨年诗会的常客。谈起南京，廖伟棠笑着说：“来这里参加诗会，最重要的原因是喜欢南京。只要是南京举办的文学活动，我基本上都会答应来。参加活动之余，我会去看看总统府、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或者到城墙边上走一走。”
“据说，把海烧干让海床朝天只需要1.5秒钟/假如他把海背起来离开地球/他一边烧着自己，一边安抚海水的沸腾/唯一的安慰在于：当儿子回家/这煲老火汤已经煲好。”跨年诗会上，廖伟棠吟诵了一首不久前创作的诗歌《大屿往事》，“大屿”是香港的一个岛屿，也是诗人童年生活过的故乡。在这首诗中，诗人运用充满暴力之美的语言，表达了对故乡变迁的忧虑和思索。类似的直面现实的写作在廖伟棠的诗歌中比比皆是，灌注笔端的悲悯情怀和知识分子的思考精神，令廖伟棠在青年诗人中独树一帜，最近几年，他又将目光投向了香港社会的教育问题、贫富差距和空巢老人现象，一如另一位诗人对他的评价：当他描述香港的时候，他以独特的风格构建着张力。
“现代诗发展到现在，它要求诗人具有一种介入现实和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个抒情诗人，诗歌的价值也绝不是简单的技巧或美感这把尺子就能衡量的。”廖伟棠说，“作为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现代诗人，我希望可以用诗歌为弱势群体发声。我不认为过多关注现实会损害诗歌的美，何况美的标准本来就在不断变化。杜甫的‘三吏三别’，当时人们认为这太粗暴了，诗歌怎么可以这样写？但现在看来，它是壮美，是有力量的美。所以如果说我从广东农村移民到香港对我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那就是香港的现实太强大、太庞杂了，使我没有办法不去关注它。”
毕飞宇：
阅读，为南京留下精神财富
尽管毕飞宇一再强调“诗会上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读者一起跨年”，但他最终选择的《推拿》片段，还是让人觉得莫名的合适。毕竟，这不仅是毕飞宇创作生涯中的“现实主义高峰”，也是江苏文学史上首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王大夫、沙复明、都红、小马……伴着毕飞宇的朗读，《推拿》中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盲人推拿师的形象，逐渐浮现在读者面前，小说贴着大地飞翔的灵动与悲悯，深深触动了台下每一位观众。回想起数年前创作《推拿》的情景，毕飞宇说，促使他下定决心写作《推拿》的动力，来自身边盲人朋友希望他为他们“言说”的渴望，“哪怕我可能写得不好，但我必须提出这个话题——关于盲人推拿师的社会保障问题，关于我们对他们的忽视。”小说问世后，先是获得第八届“茅奖”，接着被导演娄烨搬上银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毕飞宇坦言，那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光，“我看到关于盲人的话题在不停地发酵，许多媒体也开始走进盲人推拿所，探寻这个群体的生活境况。我没想到《推拿》有这样的影响力，但它最终落在了这里，我确实很愉快。”
对于跨年诗会这样的文学活动，在毕飞宇看来，通过多样的文学活动激发人们阅读的热情，对铸就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学气质至关重要。“对我来说，2018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和许钧去了一趟巴黎，这一次的巴黎之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南京申办‘国际文学之都’而努力。”毕飞宇说。
南京要成为文学之都，当地的文学创作固然重要，全民阅读的沉浸氛围更必不可少。毕飞宇说：“南京生活着一批当代中国作家，我能成为其中的一个，我很自豪。但是，真正使南京洋溢着文学气质的，不是南京的写作，而是南京的阅读，是南京的阅读哺育了南京的写作，南京的阅读给这座优雅的城市留下了最诗意、最梦幻的城市记忆。我想，这正是举办跨年诗会的意义——以诗会的形式，唤起人们对阅读的热爱，让‘梦和远方’、让严肃思索和社会关怀成为南京的精神财富。”
撰稿 冯圆芳 王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