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博物馆馆藏100多方明代墓志及拓片，不仅数量巨大，且墓志所记载的内容具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价值。墓志记载了70多位武将的功绩，涉及辽东地区发生的诸多事件和建置、官制、民族、社会等历史细节。专家称，从这些墓志中可洞见明代中后期的半部蓟辽历史。
墓志及拓片数量多
在辽阳博物馆，珍藏着100多方明代墓志及拓片，其数量之巨，不仅在东北首屈一指，在全国也极为罕见。墓志多为方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铭文。
“这上百方明代墓志不仅数量多，价值也极高。”9月12日，辽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张君弘说。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极为关注辽阳博物馆的这些明代墓志。2012年春节前后，辽阳博物馆编辑《辽阳明代墓志》时，他应邀为此书作序，特意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审读和研究了墓志内容。
王绵厚告诉记者，这些墓志时间上始于明初，下延至清初顺治年间，前后有200多年的时间。涉及的人物既有达官显贵、武戍名将，也有通儒流人、诰封夫人、乡贤名流，其中尤以武戍名将居多。据张君弘统计，辽阳博物馆所藏墓志涉及70多位武将。
“墓志不仅颂扬死者著籍行迹、功德休烈，还记载与墓志主人相关的世事。辽阳博物馆里的上百方墓志，涉及辽东及相关地域诸多事件和建置、官制、民族、社会等具真、具实的历史，从这些墓志中可洞见明代中后期的半部蓟辽历史。”王绵厚对这些墓志的历史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杨四畏、韩斌英勇善战，曾修筑辽东长城
在诸多明代武将墓志中，最具历史价值的当数“中军都督府右都督”杨四畏的墓志和曾任“辽阳副总兵”的韩斌墓志志文。
杨四畏墓志出土于辽阳市第二热电厂施工工地，长、宽各88厘米，发现时，志石虽已断为几块且有缺失，但铭文大多可辨识。韩斌墓志志石出土于辽阳城东今庆化厂区韩家坟高峰山之阳，现今下落不明，好在辽阳博物馆收集到了该墓志的志文。
从杨四畏和韩斌两人的墓志中可以发现，二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都曾修筑过辽东长城和堡城。
墓志记载，杨四畏(1530-1603年)骁勇善战，且颇为廉洁。在明朝当年镇守辽阳的诸多名将中，能以廉勇著称的，仅杨四畏一人。
杨四畏为宁前游击将军时，兀良哈蒙古屡屡侵扰其管辖区域内的沙河驿(今天辽西沙河堡)。在一次战斗中，杨四畏带领将士奋勇杀敌，一人伤敌数十，身中十六箭后仍带兵作战。敌人撤退后，杨四畏依然紧追不舍。
因为战功赫赫，杨四畏很快升为开原参将。其间，他曾与蓟辽名将李成梁并肩作战。明丁卯年(1567年)，建州女真一再侵扰辽阳，杨四畏与宁远伯李成梁在虎皮驿(今沈阳南十里河)北面痛击敌人，敌人最终败走。
“虎皮驿恰好位于沈阳和辽阳中间，距两地差不多都为30公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古代，往返沈阳和辽阳两地，必然在那里停留。当年努尔哈赤从辽阳迁往沈阳，也曾在虎皮驿留宿一晚。”王绵厚说，杨四畏墓志铭文长达3000多字，还涉及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和蓟镇长城的修筑细节。
根据墓志记载，杨四畏任镇守昌平总兵官时，曾与时任蓟镇大将军的戚继光一起巡视蓟辽长城。从北京居庸关一直到山海关600公里，他们在有河口的地方设置水关，并在白洋口、镇边口、长峪、后峡峪这4处要害之地，创建了4个堡城，派4个守备分别驻扎镇守。
韩斌(1429-1500年)也是一员勇将。他生活的年代比杨四畏早。
韩斌16岁袭荫，弘历二年(1489年)引退，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参加过数十次战斗，且屡战屡胜，尤其擅长以少胜多。成化四年(1468年)，韩斌升任辽东副总兵后，认识到“建贼寇边，不堡兵遏之，非久计也”。于是，他大量招募堡兵，并加以训练。成化十四年(1478年)，建州女真攻清河堡，韩斌亲自登城督战。战斗中，堡兵队长王庆被弓箭射中眼睛，女真人鼓噪而上。王庆从眼眶中拔下箭来射向敌群，女真人大骇，意识到韩斌治军有方，不可战胜。
“韩斌除了治军有方，还有一个功绩就是‘展边筑堡’，修筑辽东长城及其堡城。”王绵厚说，自抚顺关至鸭绿江广袤千里的边境上，韩斌创设东州、马根单、清河、碱场、阳、凤凰、镇东、镇夷八堡，以堡兵镇守，立烽堠、实兵马、关灌莽、广屯田，使虏不敢深入，居民乐业。
“通过对杨四畏和韩斌的墓志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掘辽东长城(辽东边墙)修筑的细节。”王绵厚如是说。
明清各有一个佟养正，两人是同族近支
“还有一些家族墓志也十分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出土于辽阳三道壕的龙虎将军佟养正一门的几方墓志。墓志铭文不但大致勾勒出佟氏家族世系及官职，还纠正了历史上的一大误解——明清两代，各有一个佟养正。”王绵厚说。
清代有“(狼)郎一窝、佟半朝”之说，意思就是官员、贵族当中，姓佟的和姓郎的为数众多。在清朝雍正以后刊印的史籍和官府档案，还有诸如《佟氏宗谱》《清史稿》等史料中，都出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佟养正，此人被清朝追赠为一等公，是清初“佟半朝”的奠基人。
现在，一些学者在研究历史时，将辽阳佟养正(蒙泉)与《清史稿》中出现的佟养正混为一谈。但通过辽阳博物馆馆藏的佟氏家族墓志可知，《清史稿》中的佟养正与辽阳佟养正(蒙泉)并非同一人，其原名佟养真，后因避雍正皇帝名讳而改称为佟养正，于天命六年(1621年)去世。他与辽阳佟养正(1608年去世)属于同族近支，经过分析辨认，二人是同辈分，且是一个太爷。
佟氏家族墓志还对明万历年间的朝鲜义州、平壤援朝之战、辽东分守六堡及宁远伯李成梁戍卫辽东等均有记述。
“大打白”村名系满语口误
除了佟氏这样的大家族墓志，辽阳博物馆还珍藏着辽东都司指挥同知吴俊和他的儿子吴升的墓志，但并没有家族其他人的相关墓志出土，且吴俊墓志志石较小，长、宽各为35厘米，尤为不起眼。不过，这个吴俊墓志与辽阳大打白村村名密切相关。
据墓志记载，吴俊死后，葬于“辽阳城东南八里庄山之原”。八里庄山之原也就是今天的大打白村。
“大打白村是简称，其实这个村庄的全名是大打白狐村。除了大打白狐村，当地还有一个小打白狐村，这两个村名都由来已久，且村名中的‘打白狐’与吴俊墓有关。”张君弘说。
民国版《辽阳县志》提到了“打白狐”名称的由来。“大打白狐村东有古墓，其冢巍然，尚存有石人二、石马、石猪，惟无碑石可考。”当时，人们推测此地“或谓系明代显官，初有八户守墓，故村名大八户。后人毁碑灭迹，易其村名曰打白狐，各户投入他籍。”
1913年，大打白村出土了昭勇将军吴升的墓志。吴升是吴俊的独子，曾任辽左卫指挥使，但29岁便去世。其志石现藏于辽阳博物馆。1972年，大打白村又出土了吴俊的墓志，这两方墓志印证了前人的推测。
“吴俊的官阶为从二品，生前实任最高官职为辽东都司指挥同知，是明代辽东都司中仅次于都指挥使(正二品)的高级军官，可以称之为‘明代显宦’，其墓地的规格必定较高，在此地设有八户坟丁守墓也符合常理。因此，自吴俊家族墓地设于此地以后，该地便以‘大八户’为村名是可信的。”王绵厚说。
至于“大八户”变成了“打白狐”，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明末，女真人初到辽阳时，将“大八户”误听为“打白狐”。
如今，吴俊家族墓地早已湮没在历史中，当年立于墓地的石人、石马等石像生也已被转移到辽阳博物馆的碑廊之中，默默地诉说着那段沧桑历史。(本文照片由辽阳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