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了突出一组建筑群落的鲜明风格，会在其前面点缀一座气势不凡的“门洞式”建筑物，这就是牌楼，俗称牌坊，古人也叫绰楔、坊楔、华表等名称，它是这组建筑群落的“门脸”。牌楼虽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作为门脸的装饰，却是比实用建筑还要讲究。尽管材质不论，石材、木材及琉璃等均可，但“高大全”是必不可少的，“三开四柱”“雕梁画额”是最起码的要求，因为它承载的是本区域过去及当代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南方牌楼秀丽精巧不同的是，咱太原地处天子脚下，受京城皇室影响，又是北方军事重镇，为“控踞”之显赫，所以牌楼大多为宫廷式建筑，显得凝重粗犷且不失优雅细腻。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诗·陈风·衡门》说，“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由此可以推断，“衡门”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作品。衡门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而成的结构，可以说是现在牌坊的老祖宗。据考古专家对晋阳古城宫墙遗址的发掘，曾发现排列成行的木柱灰坑和灰坑下面的础石，可推测为“衡门”遗址，这说明古城晋阳初建之时就与衡门结下了渊源关系，但那时的衡门为数不多；到汉初时，牌楼滥觞于“榜其闾里”，具有了表彰性的意义。牌楼的兴盛和精彩当是唐宋“街坊”建成后的剪辑，即成熟于“树阙门闾”。“街坊”的本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牌楼、牌坊。盛唐时，太原作为大唐“陪都”，商贾如云，人口集中，那时的居民区就采取了“封闭式”的管理模式，与现在的“物业小区”差不多，这种居民区就叫做“坊”；到了宋朝，“坊”越来越多，一条街上就有好几个坊，为了便于小区治安管理，政府给每个坊都立了一个大门，其实就是两根柱子夹门扇，叫做“街坊门”，这是民间早期的“牌楼”版本。元朝时，赶上当时的市政人员勤快，挨个给每个“街坊门”起了名字，当成“路标”使用；明清时期京城的皇帝们更是勤快过头，亲自为“街坊门”题词题匾，于是皇帝们的喜好影响到了全国，太原的“街坊门”便如雨后春笋般横亘在街头巷尾、机关单位，成了太原街头的“门脸风景线”，当年的“路标”就这样变成了民间装饰物，牌坊的叫法逐渐取代了“街坊门”，而“街坊”这个词也就逐渐演变成生活在同一区域内居民们相互之间的称谓了。牌楼立得地方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最普遍的就是立于街衢、村镇路口的牌楼，功能也最简单，就是作为路标的分隔之用。这类牌楼之多，当居三晋之首。清末，太原城内方圆也就十几公里，史载作为路标的牌楼就多达48座，“大坊绰楔，充斥街衢。”而且有的路口不止一座牌楼，如宽银幕电影院前的十字路口，四方各有四座牌楼，八面题字。虽然这些路标早已不复存在，但仍有地名可寻，如红市街，就是当年晋王府红四牌楼的地址；皇华馆街就是袭用了当年“皇华坊”的坊名。立在衙署门前左右的牌楼大多是歌功颂德、标榜廉明的“公益广告”，有着威慑震撼的作用。在府东、府西街一带，过去是太原府衙的集中地，一路牌坊林立，比比皆是，牌楼上的匾额大书“明察清廉”“教设民服”等，多有施政纲领的味道。立在读书场所的牌楼，有西羊市的“三晋文衡”、侯家巷书院的“德行道艺”和“礼乐文章”等，这类牌楼起着“学优登仕”的科举鼓励作用。但有一处“贡院”牌楼则还有着“特勤”功能，即当年起凤街的山西贡院，门额“开天文运”，坊额“贡院”。科举开考之日，贡院牌楼显得格外神圣，享受着皇家的特殊待遇，来往官员须在牌楼前驻足，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如同今天的高考一样，为维护考场秩序，牌楼起着“车辆请勿入内”的警戒警务作用。立于寺庙前的牌楼则更是“法力无边”，虽然牌楼的韵致诠释了宗教的教义，却也凝聚了龙城人包容的情怀。如今，岁月已将老太原当年牌楼的林立繁华冲刷殆尽，保存至今的仅剩4座，它们是“文庙牌楼”“纯阳宫牌楼”“芳林寺牌楼”，还有位于清徐马峪乡都沟村旧村道上的一个贞节牌坊，这也是太原唯一留世的一个贞节牌坊。虽然它们饱经沧桑，但老太原却很难把它们从记忆中抹去，因为它们的“门脸”与建筑群构成的场所，不仅仅只是牌楼，而是露天客厅，富有人情味。让人欣慰的是，在古城与时俱进的发展中，牌楼作为建筑文化的独特景观，在追根溯源中不仅继承了古建筑造型优美、气势恢宏的特点，而且也创新了现代化的建筑艺术和工艺，增强了自身的耐久性，这是太原记忆的工程打造，也是太原故事的文脉传承。
彭庆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