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出生在腊月的缘故，我对冬天总有一种自然的亲近之感。
冬天，万物都会在这样凛冽的物候中蛰伏下来。即使是人，也会习惯了缩手缩脚的“忍冬”，甚至于畏手畏脚的“熬冬”。藏着几分无奈，又有几分不耐烦。
可对于喜欢冬天的自己，却总能咂摸出冬日的欢喜。
且不说道沿之下倾覆着冰滩的下水口，把匆匆赶路的人滑得哧溜哧溜，平衡尽失、囧态毕现，乐得隔着玻璃往外瞧的小卖部老大娘呵呵地漏出了齿缝间的风。
更不必说北风之下紧裹着棉衣的小姑娘，把提溜手袋的手轮换着囊进口袋，逐渐回僵、失而复得，交替着体会再次拥有手指的快乐。
单就说一个“冷”字，就足以生发出很多有趣的类别来——
温度骤降的“冷”，是猝不及防、直冲脑心的“干冷”;
北风凛冽的“冷”，是蜷缩毛孔、收紧脖子的“刺冷”;
冬日偏白的“冷”，是只供远瞻、并不中用的“清冷”;
雪花飘零的“冷”，是北国风光、惟余莽莽的“素冷”;
大汗淋漓的“冷”，是脊背潮动、冒气腾腾的“湿冷”;
云消雪霁的“冷”，是跺脚片子、鼻淌憨水的“寒冷”……
在如此多的“冷”中，我最欢喜的还是小时候的“穷冷”。
小时候住在山上的旧院里，六孔窑洞铺展成一个大院，院中央还有一棵大槐树，树下支着一块大石板。睡觉的窑洞里是不做饭的，父亲就把灶火上的铁锅拔走，放上一块厚腾腾的铁板，铁板上还蹲着一个大铝壶。每天早晨，我都在灶火哔哔啵啵的柴香和身下悠悠然然的暖意中煨醒。翻身一看，铝壶嘴里已然喷发着热气。我下意识地探出手去，抓散了眼前的氤氲。母亲提起水壶在盆里倒出热水，再放回铁板时，溢出的水迹总会“滋”的一声腾起一缕白雾。
走出房门，冷风总会吹得自己一阵激灵。身着臃肿的棉衣，围巾包裹得只露着一双眼睛。母亲把自己掩盖得太实在，鼻息实在穿不透围巾，就朝着眼睛上乱窜。等走下山去，抬眼就能看到眼睫毛上挂着一串串晶莹的霜珠。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学教室还是烧着煤炉。一个冬天，每个孩子总能盼到两回烧炉子的大日子。到了这天，我总要起得很早，出门时除了左手常捏的小手电，右手还会提着一个被母亲掖短了尺寸的布袋，里面装着几截干木棍儿和几张看过的旧报纸，甚至为了容易燃火，还会再来几片家里撕剪的废纸箱——学校供着煤，但母亲还是千万叮嘱要我挑些煤块和碎煤——小的容易生火，大的方便添火。负责烧炉子的当天，小孩子就有机会以照看煤炉的名义坐在炉火旁的“专座”上。身在此处，我不仅可以享受到脚尖探在炉沿儿上、烤热双脚的欣欣之喜，而且可以在大家正襟危坐之时，堂而皇之地蹲下身去，用铁火柱(即铁钩子)伸进炉眼里漏几下煤渣、揭开炉盖用小铁锹搂进炉膛里几块煤炭的洋洋自得。
但千万要注意，脚尖不敢长时间靠在炉沿儿上，不然鞋底的塑料就会被烤化，班里会腾起一股难闻的烧塑料味儿不说，回家了还会遭到母亲的呵斥;漏煤与添煤的动作幅度也不宜过大，不然声音过响，煤尘四飞，会引得周围的同学侧目相看、讲台上的老师怒目而视。
其实，负责烧炉子的好处不仅仅只在于此。学校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总是自习。自习课前，小孩子佯装填煤，把兜里偷拿的一小个土豆或者红薯埋进即将熄灭的炉灶中——那个时候，每个班的煤是定量的，所以每天只能用一簸箕的煤，待到最后一节课时总是会无煤可添，只能倾起簸箕倒一点铲不起的煤渣底子，炉火也自然会慢慢熄灭下去。自习课后，在灭掉的炉灶中，扒出来一个黑峻峻的香疙瘩，伙着同行的朋友，一掰两半，冒着腾腾的热气，也顾不得张口的冷风与蹭在脸上的污黑，三下五除二就进了肚子。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后来，当我读到了白居易先生的《问刘十九》，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那些穷冷穷冷的快乐。
望着窗外的天，似乎也在酝酿着一场下雪的情绪。
我的朋友，晚来天欲雪，共饮一杯无?
(慕明媛，吴堡县人，擅长于诗歌和散文写作，现供职于榆林市电化教育馆)
这里可以让你的文采驰骋，这里可以让你的文字激扬，这里可以让你的思绪飞翔。《华商报·今日榆林》“驼城”栏目，积极推介作家精品力作，扶持文学新人，提供成长舞台，繁荣文学创作。每周一期，让我们相聚在这里，散发你的激情，展示你的文采，分享你的快乐!
投稿邮箱：476838114@qq.com 本期主持人：张云飞
编辑：王金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