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进接受采访 图据央视新闻
钱进
C919首飞机组观察员、中国商飞总飞行师、中国民航飞行学院80届飞行学员
53岁加入中国商飞 迎接人生的挑战
作为中国商飞总飞行师的钱进，不仅担任了C919大型客机首飞机组观察员，而且之前每次滑行试验，他都上机指导。
接到电话，钱进高兴地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我1980年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毕业以后，就直接留校当了教员。经过教员飞行训练，1981年开始带学员，在5年的时间里前后带了3批学员。这3批学员现在也多数在民航工作，很多还在一些重要的领导岗位上。”
钱进告诉记者，1985年他进入国航，一待就是28年，一直做到国航培训部总经理，负责整个国航飞行员的训练。“2013年，有关领导找到了我，让我考虑去中国商飞，他们给我讲，中国的大飞机事业刚刚起步，想找一个飞过多种机型并且有管理能力的干部。”
“当时我也有点儿犹豫，因为我也不是很年轻了，却还要去做一项全新的、充满挑战和风险的工作；同时，年纪大了，要离开家、离开现在熟悉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也比较难接受。”钱进说，“但是后来我经过深思熟虑，感觉到这毕竟是国家的事，是所有中国民航人的骄傲，所以在53岁的时候，选择接受了这个人生挑战。”
钱进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试飞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多数人觉得，飞行员和试飞员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这两者差别非常大。举个简单的例子，一般打靶是往靶心打，但试飞却是往边缘打。试飞不但要在正常的标准范围内飞，还要在边缘范围飞，甚至打破边缘范围进行尝试。”所以，有人形容试飞员是“在刀尖上行走的人”或者“走钢丝的人”。
对C919的试飞来说，首飞只进行了基本飞行，接下来的工作还有很多。“首飞的时候没有收起落架，没有收机翼。下次可能要把起落架收起来，要把限制条件打开。”
“我们的试飞工作从无到有，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以前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是边学习、边消化、边建设。”钱进说。
回首当年在位于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学习岁月，钱进表示，1977年自己入校的时候，学校还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航空学校，后来才改名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那时我们的学校生活很单调，也比较严苛。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每天要出早操、要训练。并且我们在学习的3年期间是不能回家的，也就是说，你17岁进去，等到20岁毕业以后，才有资格回家。”
钱进表示，那时的学校生活比较严苛，每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学校确实要求很严。但是现在反过来想，那一段时间的生活对我们影响非常大。严苛的学习生活，不但锻炼了大家过硬的飞行本领，而且对大家生活习惯和思想性格的养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飞行很注重纪律性，必须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当时严苛的学校生活，为我们后来的飞行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蔡俊与同学合影（后排左三为蔡俊）受访者供图
蔡俊
C919首飞机组机长、中国民航飞行学院99届飞行学员
首飞的风险 在上天后很多因素难预见
谈及当年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习的经历，蔡俊记忆犹新。“我1997年入学，在完成基本的学习之后，1998年8月就被选送到美国去进行飞行训练，1999年8月回国，9月毕业。随后，我就到东航工作，直到2011年加入中国商飞。”对于当年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学习生活，蔡俊表示，“其实生活还是比较单调，基本上都是学习和训练，因为学院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也没有什么娱乐。但这种扎实的学习，对很多学员来说，都受益颇深。”蔡俊表示，自己很怀念母校，忙完这段时间的工作后，会根据工作安排，择机回去看看。
回忆C919首飞当天的飞行感受，蔡俊表示，因为首飞之前进行了很多试验，飞行安全性能得到保证。那天飞行的时候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故障，飞行感觉也相当好。“第一次我们主要是做保守的正常飞行，首先要保证安全，所以不会做很复杂的、高风险的动作。首飞其实风险也挺高的，因此在飞行中，我们不会再去加更大的风险。”
蔡俊向记者解释道：“首飞的危险，主要在飞机上天后，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这种飞机是总体集成的，每个零部件经过无数次检测，在地面上没有问题；但是放在一起，整个系统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可能有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这才是比较大的问题。”蔡俊进一步解释道。
对于C919接下来的试飞安排，蔡俊介绍道，“后面架次的试飞，会由整个试飞组根据不同的试验验证科目进行，不会只由我和吴鑫飞。比如101架次，主要由我和吴鑫试验性能和操作稳定性，后面的项目就会由其他同事来完成。102架次的发动机和燃油系统还是由我们试飞，但其余的项目会根据相应的试验特征，交给不同的试飞员来完成。”
坐在C919驾驶室中的吴鑫 图据上观新闻
吴鑫
C919首飞机组副驾驶、中国民航飞行学院97届飞行学员
试飞员身体不胜任 会让备份机组上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试飞员吴鑫回顾了他的学生时代。
吴鑫告诉记者，自己是高中毕业后，直接通过招飞去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回忆学生生涯，吴鑫表示，相较于浪漫的青春，更多的是普通而单调的学习生活。但吴鑫也认为，自己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习的4年中，使他受益最大的恰恰是这种单调的准军事化管理生活。“飞院的准军事化管理，培养锻炼了我坚强果断的性格，让我在后面的工作生活中遇事不乱。”他说。
“很感谢母校给了我实现飞行梦想的机会，让自己有幸参与和见证中国民航的崛起。”对母校，除了感激，吴鑫也一直为她感到骄傲。“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为中国民航的快速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一直是声名远播的‘蓝天大学’，为中国民航立下了汗马功劳。”
吴鑫也分享了首飞的一些体验。对于首飞前一直流传的“首飞一开始准备了两个机组，直到首飞前夕才会确定究竟用哪一个”的说法，吴鑫表示，中国商飞的机组首飞时，试飞员如果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胜任，会让备份机组来完成任务。早在2016年首飞机组选拔时，中国商飞和中航工业双方组成的工作组已经就机组组成原则等事项达成了一致，后续工作也是双方一起进行。
首飞过程中，有没有比较惊险的时刻？吴鑫介绍道，“整个飞行过程，类似在工程模拟机和铁鸟等模拟设备里训练，效率很高，没有意外，整个过程很紧凑。”同时，飞过不同机型的吴鑫这样描述此次飞行体验：“飞机的操控响应与设计匹配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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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客机C919实现了完美首飞。
执行首飞任务的机长蔡俊、副驾驶吴鑫、观察员钱进，均毕业于位于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他们从四川“起飞”，驾驶中国自己生产的大飞机，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
他们是学霸、是校草、很优秀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如果说C919的制造商――中国商飞是中国民机事业的“国家队”，那么位于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则可谓我国民航专业人才培养的“国家队”。60余年来，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为中国航空输送了10余万名飞行员，目前飞行专业在校学生将近1万人。C919首飞机组的蔡俊、吴鑫、钱进毕业于该校，他们当年的很多同学，目前都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工作。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行十四大队大队长周国忠、飞行九大队副大队长隋洪浩、飞机修理厂党委书记姜功，分别为蔡俊、吴鑫、钱进的同学。日前，他们分别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采访。
学校档案馆里保存的蔡俊的学生卡片蔡俊是“半路出家”
C919试飞成功当天，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行十四大队大队长周国忠在同学群看到消息，为此感到高兴。“当时有同学说是他（蔡俊），我还不相信，快20年没见，都快认不出来了，是自己对比照片才对上号的。”周国忠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和蔡俊都是半路“大改驾”，走上了飞行员之路。
“一起相处的时间有4个月，当时我们那一期有170多人。”周国忠介绍，当时他们在一个大队，不在一个班级，“后来我到国外飞，他在国内飞，毕业以后还真没见过面。”
周国忠介绍，所谓“大改驾”，是指在普通高校中招收大学生，改学飞行技术专业。蔡俊1995年考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航空运输学院，但当时读的是航空经管专业。1997年，蔡俊凭借其优良的身体素质、学业成绩和在校表现，被招入飞行员培养通道。
吴鑫有点“宅”是学霸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行九大队副大队长隋洪浩对吴鑫的印象，还停留在20年前。
“他瘦瘦的，比较内敛，学习成绩特别好，没有挂过科。”隋洪浩介绍，他和吴鑫都是1993年8月29日入学的，专业为运输机飞行。他和吴鑫在一个区队，吴鑫比较好学，各科成绩都比较均衡，属于比较“宅”的那种，和同学交流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学习，是一个学霸。他回忆，吴鑫偶尔也会和同学一起打篮球。“他只是偶尔玩玩，球技还可以。”隋洪浩说。
1997年毕业后，两人都开始了自己的飞行生涯。“2007年10年同学聚会的时候见过一面，彼此还是很开心的。”隋洪浩后来得知，这位同学到美国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加盟中国商飞，成为了试飞员。
首飞当天，隋洪浩也看了直播。“看到首飞成功的报道，我发现那不是我们的同学吗？好久没有见面，他胖了不少。”
看到C919首飞成功，隋洪浩和其他同学都觉得挺高兴。“在同学眼中，他成名人了。”
钱进曾是当年校草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机修理厂党委书记姜功回忆，他和钱进都是1977年分别从各自的滑翔学校来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第一年他们主要学通用理论知识，不在一个队。但第二年分班学专业知识的时候，他们分到一起了。
姜功对钱进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分到一个区队，他是副区队长。一个区队4个班，我是3班副班长，于是我们就结识了。第一眼看到他，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比较精干，挺帅，现在的说法叫校草。后来接触多了，发现他跟同学相处很融洽，非常有亲和力，是很容易接触的一个人。作为学生干部，他尽职尽责，跟大家也相处得很好。那时候在校学生担任的最高职务，就是副区队长，一般由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相当于现在学校里的班长。这可以从侧面说明当年钱进在学校非常优秀。”
“我们整个区队在一起生活、学习、训练，上课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徒步去大邑拉练，走了两天，中途在新繁一个学校用课桌拼起来睡了一晚上。一路走，一路唱歌，相互鼓励。到了大邑，还在地上铺着稻草，住了半个月，还要自己去挖野菜。整个过程，钱进除了负责组织大家行动，自己也要亲力亲为，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平时在学校农场干农活，他也是这样。”
“毕业后，钱进留在新津分院当飞行教员，我则留在院部学生大队做区队长。整个80届学员，只有钱进一个当了飞行教员，就是因为他技术好。”姜功说。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王明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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