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5月30日，南江县平岗乡桅杆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兵，赶着40多只黄羊到山坡上吃草，“一只百十来斤，至少能卖1500元。”他兴奋地说。
2017年，刘兵参与了中国工商银行在南江县推行的黄羊产业扶贫项目，去年成功脱贫。近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19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公布了“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首批24个优秀案例，其中，南江县黄羊产业扶贫案例成功入选。
本报记者 侯冲
利益联结形成良性循环 变“发羊”为“借羊”，带动近700位老乡脱贫
南江黄羊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有“亚洲第一羊”的美誉。然而过去黄羊没有成为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原因何在？南江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黄远义介绍，当地曾给贫困户发放黄羊，鼓励其发展养殖业，但是部分群众管理责任意识不强，甚至出现了杀羊吃肉或私自出售的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南江县把“发羊”改为“借羊”。由南江县定点扶贫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购买优质母羊捐给村里，再由村里借给有养殖意愿和能力的贫困群众饲养，两年后借羊群众把黄羊还回村集体，村集体再将羊借给其他村民，如此循环。
南江县东榆镇桥坝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孙平是首批“吃螃蟹”的人。2016年4月，村里借给他20只母羊和一只公羊，经过精心喂养，目前已发展到80多只。孙平不仅把借来的羊全部还完，今年还准备出售20多只，预计收入2万元以上。
在整个南江县，像孙平一样借羊脱贫的贫困老乡还有688人。目前，南江县共借出黄羊4048只，贫困户户均年增收1871元。
南江黄羊产业扶贫中的另一种模式是“托管代养”。由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购买能繁母羊捐给贫困村，贫困村引进专业养殖大户集中代养，再将收益按照一定比例向贫困户分红。
平岗乡桅杆村尝到了这种模式的“甜头”。该村第一书记周园果告诉记者，目前村集体共有102只黄羊托管代养，每只收益30元，去年底为每户贫困户分红120多元。除享受分红外，贫困户还可通过种植牧草、打扫圈舍、清运粪污等获得额外收入。
鱼渔双授不忘规避风险 贫困户申请借羊有门槛，养羊全程有技术指导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是在南江黄羊扶贫案例中，不仅借羊给贫困户，同时又指导其养殖，可谓“鱼渔双授”。这种扶贫模式看似简单，但要想具有可操作性、大范围推广，必须有效控制风险。
首先是借羊不还的风险。负责提供黄羊种羊的四川北牧南江黄羊集团总经理陈勇介绍，如果发现借羊不还的现象，根据合同，双方会首先协商，协商不成可提交南江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同时，南江还在探索乡村道德银行积分增减与养殖效果挂钩，如果不按约定还羊，将在乡村道德银行进行公示。
为避免个别群众在借羊过程中出现“搭便车”情况，南江县明确借羊群众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勤劳肯干，养殖意愿强烈；二是拥有或租赁一定面积的草坡和人工种草土地；三是家中建有圈舍，面积需满足每只能繁母羊最低1.8平方米。
“理论上所有贫困户都可以借羊，但是必须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意愿,所以设置上述三个条件。”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下派干部、南江县委副书记娄可伟表示。
更大风险来自于养殖本身。针对不少贫困群众缺乏养殖技术的现状，南江县派出技术骨干开展培训，包括四川北牧南江黄羊集团的工作人员、各乡镇黄羊推进办公室的农技员等。此外，巴中市南江县黄羊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也会不定期地来到田间地头，向群众传授养羊知识。
“我们要求乡镇和村集体适时回访养殖情况，如果发现羊只死亡率高于预期或出现非正常死亡，将及时调整养殖户。”娄可伟介绍，所有捐赠羊只都有保险，发生意外死亡后，每只可获赔950元，但是贫困群众必须用这个钱再去补栏。
“目前来看，黄羊扶贫有两方面重要意义。”娄可伟表示，首先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被持续激发；其次，南江县建设了一大批标准化养殖圈舍和南江黄羊交易中心，“带动贫困老乡脱贫的同时，也促进南江黄羊产业化发展和品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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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还有这些叫得响的探索
“四川扶贫”公益商标
去年，我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四川扶贫”公益商标。明确凡是来自贫困地区的扶贫产品，都可以使用“四川扶贫”公益性标识；凡是有公益性标识的扶贫产品，很多销售主体都可以推广和销售；凡是推广销售公益性标识扶贫产品的企业，都会得到政府政策扶持；凡是有公益性标识的扶贫产品，号召全社会优先购买。
省内对口帮扶
2016年，四川启动省内对口帮扶工作。在原有“7+20”对口援藏总体不变的基础上，确定一批经济基础较好、财政实力较强的市、县（市、区），开展省内对口支援藏区贫困县、扶贫协作彝区贫困县工作。目前，7市、35县（市、区）承担藏区彝区45个贫困县（市、区）对口帮扶任务。
“三个一”帮扶机制
2017年，我省在全国率先探索“三个一”帮扶机制。对有20户以上贫困户的非贫困村全覆盖选派第一书记、农业技术巡回服务小组、结对帮扶责任人“三个一”帮扶力量；对20户以下贫困户的非贫困村全覆盖选派贫困户帮扶责任人。
大竹县易地扶贫搬迁经验
大竹县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与产业“双向靠近、协同发展”，坚持“点”镇融合、“点”园融合、“点”业融合，解决了“搬得出、难稳住”这一扶贫搬迁难题。该经验曾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