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多以“褚时健夫人”的角色出现。而作为母亲、教师、企业家，马静芬自己同样光芒不减。与丈夫一样，她经历过无数磨难，而晚年依然在向上攀登——84个春秋，每一步，她走得艰难又踏实。
马静芬 实习记者 陆煜
80多岁的马静芬在大咖云集的聚会里，多以“褚时健夫人”的身份为人所知 实习记者 陆煜
马静芬在会上发言 实习记者 陆煜
2016年，马静芬在褚柑基地。一个多月前她不慎摔倒受伤。
2017年4月，马静芬在会泽考察水果基地。
80多岁的时候，马静芬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的风云人物。在大咖云集的聚会里，她多以“褚时健夫人”的身份为人所知。
2017年9月17日的清晨，她出现在哀牢山磨皮村的果园里。山头18万株柑树扛着累累青果站立山头，等待她的检阅。她的红色披肩低调地搭在肩头，在2807亩青翠果林之间，如同一面旗帜。
此时，她是马静芬，一位有着多重性格的女企业家，她多以“解放”（1949年）作为时间分界点，又欣然接受以色列的现代化农业技术。她谦卑，又自信；她兼听，又有主见；她怀着菩萨心肠，又雷厉风行。
一边学，一边做
有人注意到马静芬手边的笔记本，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小时候没有好好念书，所以现在也还在不断补课。”
如果没有那场大雾，在哀牢山磨皮村沃柑基地相向而行的两辆车，本应在相会、错开之后，背向而驰，渐行渐远。
但，并没有。
从山顶下来的车右前轮陷入旁边的沟中，白色的卡宴往前行进了10米，停了下来。坐在副驾驶的马静芬说：“下去看看吧！看能不能帮忙抬出来，人家也是给我们让车。”马静芬的助理李玉莹跳下车，敲了敲后面紧跟的面包车：“兄弟，下来帮这位兄弟抬抬车嘛！”
在三位青壮年男子的协助下，受困的车右前轮轻易就从沟中解放出来。随后，大家各自上车，奔向茫茫白雾之中。
这场大雾的起因，是9月16日下午的一场细雨。下午5点，这场雨就开始在嘎洒褚橙庄园下了。那时，马静芬看着前方排队等候合影的30多位企业家，双手合十，带着小老太特有的柔弱开始恳求：“请大家速度快一点，我就谢谢大家了。”
这一天，她做了两场讲座。目光、镜头、掌声和问题源源不断向她抛来，她礼貌、幽默地一一化解。她以“现在不管什么地方，总归是好人多”，为险些引起地域争论的“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话来作结；最后又以“我们看电视一看到恩恩爱爱，说我爱你你爱我，马上就调台了”来回应“褚老爱不爱你”的探究。
马静芬的神色有些疲倦。她已经84岁了，而她讲述的，也正是她一路走来的人生。
有人注意到她手边的笔记本，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小时候没有好好念书，所以现在也还在不断补课。”
在马静芬的印象中，年幼时，一家人便跟着身为银行经理的父亲四处奔波，“从昆明去保山，再去贵州、重庆、武汉，后来去了上海，最后回了昆明”。
学业随着住处动荡。她12岁依然不会背乘法口诀、不会列除法算式，母亲要求她继续读一年级，重庆的小学校长却让她念二年级，最后她拿回第一名的奖状。在掌声雷动中，她连连摆手解释：“不是我厉害、聪明，是我年纪大了，比别人接受得快，占了人家的便宜。”
她小学五年级时去了上海，那里的小学生三年级就开始学英文。她认不得那些字母，高年级的数学对她来说也很难。“我在班上什么都学不好，很自卑、很害怕，经常低着头。”这反倒让她学会了打毛衣和插花。
1948年，马静芬一家回了昆明。初中二年级，学校组织露营，妈妈考虑到女孩的安全，不允许她去，马静芬说“不让我去，就不上学了”，从此不再上学。她自觉，小学二、三、四年级才算是真正学习，“我就这么点水平和基础”。
辍学后，她看到征兵的启事，又带着为数不多的文化去“献青春”。在部队，指导员要求战士写自传、写报告记录，每到晚上11点，就把一包烟丢在桌上，大吼“抽烟，不许睡觉”，逼着大家学习和写字。
服役一年之后，马静芬去乡村小学当了老师。课本上有认不得的字，她只能一边学一边教。“我后来觉得，自己当年还是有些误人子弟。但是没有办法，学校缺老师，我的生活没有保障，提高文化也来不及。”在她80多岁高龄时，如此劳顿地讲述一生，“大概，也是想弥补一点吧”。
包括现在，在马静芬的公司里，负责出纳的没学过出纳，负责技术没学过技术。“我这个董事长，也是第一次当。”她一边学一边做，“很困难，很困难”。
她带着劳动与磨难至老
“不要总想着大起大落，最简单的东西里也可以找到磨炼，你必须充满坚持和耐心。”
马静芬自觉，她的一生离不开学习，同样离不开劳动。
马静芬喜欢用“解放”两个字来划分时代。她出生于“解放“前，深知在那个年代出生的女性命运。她不好好念书时，她的母亲便会说：“你要是不念书的话，我就把你嫁了。”
女子一生的命运，可能都会掌握在夫家手中。“如果没有解放的话，我可能就是旧社会那样的一个女人。一个靠丈夫吃饭的女人，要是丈夫不要我，也不知道过什么日子，就是这么一个女人。”
劳动改造了她。“解放以后，我学会了劳动。”
马静芬8岁便学会了纺织，妈妈不教，她站在别人旁边看，看会了。8岁那年，她织出了一只小袜子。她从自家三楼，从楼上楼下不知道转了多少个楼梯弯，大喊：“我会打毛衣啦，我会打毛衣啦。”
但她知道，那不是劳动。她的劳动伴随着磨难而来。
“解放”后，家道中落，马家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最后生活所迫，娇小姐出身的母亲去妇联做饭，而父亲从不提及他的工作。马静芬也进了工厂，做军鞋。“很多军鞋都是伤兵穿过的，还没洗干净就拿过来了，泥巴、血迹都还在上面。”这对马静芬来说很辛苦，却唯有坚持。“放在现在，绝对做不下去，但那会儿是要靠这个吃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