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运团体被绿营背叛 成为政治摆布的工具
台湾《联合报》26日发表社论说，台湾劳工团体和青年学生周末的“反劳基法修恶大游行”，一路冲突不断，群众屡驱不散，并与警方多次发生冲突，甚至传出律师控诉被捕及“丢包”事件。示威群众一句“不甘心”，诉说的不只是“修法”反覆之恶，更是遭到背叛之怨。这场行动，一方面反映台湾劳工团体无力回天的挣扎，另一方面也隐隐看出台湾社会运动和民进党分道扬镳的线索。
社论中指出，这次“反劳基法修法”大游行，由一百多个工会团体发起，原本声称要号召万人上街；但依警方估计，实际仅有五千多人参加。其中，还有不少是自发前来声援的学生和一般民众。由此可见，不论是劳工团体的动员能力不足，或是“反修恶”的号召力不够，都无法激出广大劳工上街行动。也因此，游行甫结束，民进党“立委”立刻对这场示威迎头痛击，耀武扬威地宣称“修法不变”。一向把民进党当“盟友”的劳工团体，这次只能眼睁睁看着政治力显威，自己却无力回天。
然而，这次抗议最受瞩目之处，却不在游行活动的主场，而在场外的狂飙。尤其，主办单位在下午六点宣布活动“解散”之后，一些激情群众仍然不肯散去，继续在街头流窜、突击，甚至占据街道，阻止车辆通行。后来台北市长柯文哲下令，警方才分批将示威者隔离、管束、驱散，甚至带到郊区“丢包”；直至深夜，才将活动现场“清理”完毕。这批群众以大学生、研究生及社运青年为主，他们明显缺乏组织与指挥，却表现出更强烈的不满，不满劳团“把上街当上工”的运作。这些具有“绿色抗体”的愤青，极可能成为下一代社运的新元素，为“只反国民党、不反民进党”的台湾社运带来质变。
社论中又指出，台湾社运团体“反蓝不反绿”，有其历史因素。早年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态势下，不同的反对运动往往因应形势与民进党结盟，以扩大自身的活动能量，久而久之便形成盟友关系。然而，在民进党首次执政后，这样的关系立刻面临考验；许多社运团体监督台当局的能量迅即弱化，甚至几沦为民进党的“附随组织”。也因此，陈水扁执政时，民进党仍发起不少街头游行，社运团体只能跟随在后，完全失去了主体性。马英九时代，社运团体再度“复活”，战得有声有色，却忘了要“自我转型”；而今蔡英文一执政，不少社运团体又重新面对了自己色厉内荏及一面倒的窘境。
这次“反修恶”大游行，正是一面照妖镜。表面上，劳团声嘶力竭反对，甚至连工运出身的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伶都上街表态；实质上，许多工会只是做做样子，并非具有抗争决心。最后，只剩下一些经太阳花洗礼的学生，还残留着“公民不服从”的愤怒，在街头作最后的奋斗。值得玩味的是，有台湾清华大学研究生在网络上慨叹，三年前一起参加太阳花学运的同志，如今多位同学已进入台当局工作；言下，对这次“反修恶”游行的失败不胜唏嘘。无论如何，如果抗争运动只能在“今日造反，明朝为官”、“今天愤青、明天文青”之间摆荡，社会运动如何维持自己的独立体质？
社论中表示，那些坐在台当局办公室里撰写讲稿的文青，今天究竟如何看待他们还在街头游走的同学和同志，让人感到好奇。那些根本叫不动劳工上街的工会团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抗争的对象已经不同而必须调整战略和目标，也同样让人感到好奇。更令人好奇的是，面对当初把自己送进台当局的青年学生和劳工，蔡英文和柯文哲今天却只能以一波波警力和一层层拒马来对付他们，这又是什么感受？
台湾政党已经三度轮替，不论是工运、社运或环运，都应该扬弃“反蓝不反绿”的僵固思维，重新找回自主性；否则，将注定成为政治摆布的工具。事实上，从“功德院”贴纸事件，已看到具有“反绿抗体”的一代在冒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