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15日电 (记者 刘舒凌)劳工低薪是近来台湾各界议论的焦点议题。“劳动基准法”争议所反映的劳资关系紧张、非典型雇佣趋增乃至于教育政策失衡等社会议题，都被认为与低薪问题有密切关联。
数据上看，2005至2015年，台湾失业率由4.1%降至3.8%；各年龄层中，失业率以20至24岁人群为最高，过去10年间由10.3%续升至12.6%。时隔16年后，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去年才再次突破新台币2.8万元，但增幅较小(实增100元新台币)。
乍看之下，青年的低就业率、低薪问题更为严重，今年初以来也被台湾当局列为重大议题单独提出、研拟对策。但事实上，台湾一部分青年毕业后不愿投入工作有着多重原因，低薪问题并不局限于该年龄段。
台当局立法机构预算中心所做2018年总预算评估报告显示，台湾每户年收入最高5%与最低5%的差距，从2006年的58倍逐年攀升至2009年的75倍，2014年的112倍。中小企业经营不易、中低阶层生活困难、中南部家庭所得与北部有相当差距，相关群体均面对较为严重的低薪问题。
低薪表象之下，隐藏着结构性的深层问题。
台湾制造业结构在过去20年发生了很大转变。1998年，ICT(信息、通信和技术)产业占工业产出比重约为16%，2014年已提升至42%。“中研院”经济所学者杨子霆在分析报告中指出，台湾这20年来“押宝”的ICT产业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力虽增加，产品价格却跌去50%；同期，民众消费与进口商品价格持续上涨。
韩国工业与台湾有类似结构，其整体薪资成长却未明显落后于GDP成长。杨子霆认为，差别在于韩国服务业经济(如医疗、教育、影视与观光产业)表现强劲。
台湾现代服务业面临投资不振的情况。部分制造业外移后，大量人力投入薪水偏低的传统服务业。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此前公布一项基于财税大数据的分析报告指出，员工薪资高低与所属企业规模大小高度相关，低薪群体中近95%来自非上市柜公司；此外，占比近25%的低薪群体多属于4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从事劳力密集型工作(如美容美发、饮料店、餐馆等)。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全认为，台湾薪资停滞归因于“四座大山”，除“制造业代工模式，毛利低，产业外移”“大学教育过度投资”“外来投资少，缺乏跨国企业及高薪机会”外，“服务业缺乏产业化思惟，规模小，缺乏国际化竞争力及对高阶人才的需求”也是一重要因素。
他指出，台湾传统及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高达60%，二者成长趋缓，导致服务业对经济成长贡献大幅下滑。
去年以来，“劳基法”部分条文修正引发连串抗议事件，青年群体的街头行动尤其引发关注。为纾解青年低薪问题带来的压力，台当局正苦拟对策，短期内，通过调整基本工资等行政措施或可增加青年收入，中长期仍需依靠产业转型升级。而当前，投入大量资金推进的所谓“前瞻计划”，各界均不看好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助力。
甫当选台湾大学校长的管中闵，近日接受专访时所作关于低薪问题的分析，点出了长期以来台湾经济发展中一大盲点。
他说，多年来台湾谈的都是怎么花钱买硬件、盖工厂，以为只有机器设备可以创造价值，却从没想到人可以创造价值。低薪现象反映出台湾不重视人才的价值，教授的授课钟点费30年不变；当亚洲高等教育都在抢人才，台湾还在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会在竞争中节节败退”。
可以说，如不能尽早面对、处理好“发挥人才价值”这一核心问题，台当局的举措仍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