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命“截图”
韩浩月
现在人们都习惯用手机拍照了，照相机的使用频率大幅降低，我的一台单反放在书橱最低处，已经许久不曾拿出来用。曾几何时，能拥有一台可以更换上长镜头(俗称大炮筒)是我的一个小梦想，相机在日常生活里的消失，真是想不到的事情，要知道，在不同年龄段，相机都作为一个珍贵的物品，陪伴过我。
第一次照相，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大概四五岁的样子，父亲把一个走街串巷给人们照相的师傅请回了家。那会儿的相机是老式的，相机上要蒙一块布，摄影师在给拍照的人摆好姿势之后，也会钻到那块布下，喊一声“1、2、3”，然后听到悦耳的“咔嚓”一声，就算拍摄成功了。童年时拍照总是屏住呼吸，觉得很神秘，仪式感很强。
那次拍照，父亲给我换了新衣，摘下了他的机械手表戴在我的手腕上，手表太大，总是往下滑，还得用一根手指勾着，后来摄影师想了办法，让我把胳膊端在胸前，这样一来手表不会乱滑动了，二来照片拍出来，大家也能一眼发现这块酷酷的表。照片洗好送来时，果然那块表比我的脸还吸引人。另外，照片上的伞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天的天气明明是晴好的，为何要打伞？可能是摄影师觉得打伞更有画面感吧。
上小学的时候，孩子们中间有谣言，说拍照会偷走人的灵魂，千万不要拍照。我虽没见过灵魂什么样子，但总觉得属于自己身上的东西，被那个黑匣子给偷走了不太好，于是有一段时间很是排斥拍照，遇到有拍照的机会，就先偷偷溜了，所以现在极少有童年时的单独照片留下来。不爱拍照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不是因为迷信，而是不喜欢面对镜头，无论站姿还是坐姿，不拍照时还是挺自然的，一旦意识到被镜头对准，就不由自主给出了上世纪70年代人标志性的身体语言。
但我挺爱给别人拍照，有几年在镇政府通讯报道组工作，还以拍照为职业，拍摄了不少与农村有关的新闻图片。一周总有一两天的时间，背着相机到田间地头东拍西拍，拍地里的庄稼，拍收获的农民，拍镇里办工厂的企业家，拍种大棚鲜花的年轻创业者……偶尔会受到被拍对象的邀请，在田野的水井机房上铺开塑料布，一起喝酒谈天，真是段开心的日子。
那会儿是摄影的胶卷时代。进口的胶卷贵，国产的便宜一些，所以总是会买国产胶卷，并且深信，能不能拍出好照片，主要靠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而非昂贵的器材与进口的胶卷。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使用一台价格不过四五百元的国产相机，那是台全部需要手工操作、没有任何自动功能的相机，我喜欢打开它，装胶卷，按快门的感觉。通常的胶卷可以拍36张照片，不过高手们可以拍出37张甚至38张，这是门技术活儿，我只有少数几次做到了。
手机以及数码相机，只要储存空间够，不用担心按快门的次数。不像胶卷那样，要省着用，按下一次快门就少一张，心里总绷着一根弦，生怕浪费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拍摄前，要先观察场景、光线，反复构图，拍摄人物的话还要与人物说话，帮对方放松表情，争取一次成功。说来也奇怪，当年用普通机械相机，还拍出过一些好作品，换成单反数码相机之后，储存卡里的几千张照片也很难找出几张感到特别满意的。
家里有几大册相册，装着历年来积攒下的照片，每年总会有一两天，会把这些相册搬出来，擦拭一下封面上的微尘，一页页地翻看那些带有回忆痕迹的照片。这些照片当中，也有诸多拍得不好的，但看着就是感觉不一样，是时间给了这些照片以“美感”，它意味着已经度过的日子、走过的路，它是对过往生命的一次次“截图”。和储存到电脑或硬盘里之后长久也不会再看的数码照片不一样，那些因为时间太长而渐渐泛黄的照片，显示出某种“质量”，与真实、珍惜有关，也与美与仪式感有关。
那台旧相机，除了镜头盖丢了之外，其他一切完好，平时就放在书架上，偶尔被孩子拿下来好奇地玩一会儿。至少有15年以上没有用过胶卷了，不知道哪儿还有卖的，真想买几卷来，装进相机里，找个地方拍一拍照片――当然，最好还是回到家乡，用老相机再去拍那里或陈旧或崭新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