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铁川
当前正处于收官、开局的辞旧迎新时期，看到不少刊物都在讨论明年选题重点。粗略审视下来，我认为不少刊物的选题有点游离于当今时代主题。因此，我想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第一，当今中国法治面临的最大时代主题就是研究、规划、实施如何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到2050年不仅建成、而且水平居于世界前列的法治国家等。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规定法治政府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主要任务和举措有七大类。今年是实施上述纲要的第4个年头，是完成该纲要要求的后期收官阶段，学界应该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开展调研活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了从2020年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学界应该注意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一环，它需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等配套条件，即，必须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众去思考和行动，切忌不要就法律论法律。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规定了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为包括法治水平在内的现代化强国：“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以当下发达国家的法治水平作为参照系，否则就无法说明我们是“国际影响力领先”。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我们学界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
第二，中国法治面临的四大挑战。法治目标的路线图已经描绘，在未来的征程中，我们将面临如下挑战：
第一个挑战：在经济发展中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长期徘徊在3000美元至12500美元之间，进入不了发达国家行列。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学界一般认为具有10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劣质民主；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只有20多个，160多个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寥寥无几。
第二个挑战：在政治改革中能否跳出“西化”“分化”陷阱。“西化”，就是照搬西方模式，实行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党竞争制、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分化”，就是让统一的国家分裂为较小的国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这一问题较早地进行了研究，但他写该书时，“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事件还未发生，因此，值得我们“接着写”。
第三个挑战：在国力强大中能否和平发展和崛起。有位美国人从西方历史中概括出“修昔底德陷阱”命题。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命题根据西方的历史，认为国强必霸。一些西方人据此认为中国强大之后也会称霸，所以主张要遏制中国的强大。中国如何既要强大，又尽可能地创造和平环境，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四个挑战：在社会转型中能否避免公权力诚信危机。西方人从西方历史中概括出“塔西佗陷阱”命题，即：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中国现在没有出现“塔西佗陷阱”问题，但一些中国社会学学者概括出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亲央疏地”心理，即相信中央政府，而对地方政府则有怀疑之心，所谓“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亲央疏地”心理影响了法治社会的建设，值得我们研究。
第三，应对未来挑战的主要举措。面对上述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举措呢？
一是充分发挥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政治体制优势。这一优势根源于中国政治体制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它使得中国的体制应对挑战比较及时和有力。
二是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建设创新国家，“逼迫”企业升级换代。经济是法律的基础，既能制约法律的先进性，又能提供法律运行的成本。没有先进的生产方式，难有进步的法律；没有坚实的物质支撑，法治可能停留在纸上。
三是坚持限高、稳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方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橄榄形人口结构社会。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有稳定秩序不见得有法治，但没有稳定秩序绝对不会有法治。而唯有橄榄型人口结构的社会才会带来社会的稳定；只有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占到40%以上，该社会才会普遍地出现诚信之风，而法律关系是契约关系，诚信是法治的基础条件之一。
四是坚持在“知彼”中“知己”，用“开放”逼“改革”，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只有在“知彼”中才能“知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断地用对外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加入WTO引发的我国法治的变化已经说明了对外开放可以促进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