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
今年，是我做教师的第83个年头。我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历史缘故，心理学被批为伪科学，教育学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教育，所以我只能坚持自己研究而不能发表文章。改革开放之后，科学的发展迎来了春天，高等教育的春天也到了。从那时起，我正式开展高等教育研究与教学，现在已坚持40年，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则是60多年了。
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比较满意而不是非常满意
现在，很多人对纷繁复杂的高等教育问题颇有微词，但我认为问题多是好事，不是坏事，社会只有不断地解决问题才能前进。
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高等教育学列为二级学科。当前，高等教育学科在全国已有20多个博士点，100多个硕士点，我们已经培养了大批研究与应用高等教育理论的人才。但是，我觉得，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还不够充分。第一，我们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还没有成熟；第二，高等教育学是二级学科，还没能成为一级学科。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高校经费划拨按照一级学科来计算，二级学科没有经费；因此，从2005年开始，许多大学不得不去掉“高等”二字，把高等教育研究所改为教育研究院或教育学院。如大家所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同，高等教育应当是相对独立的一套体系。
在高等教育即将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的关键阶段，讨论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涉及三个方面：一，什么是高等教育质量；二，现在大学生质量是否下滑；三，关于“双一流”的评价。
何谓高等教育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年前就提出反对唯一的质量标准，而应该采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办一所学校应该综合考量教学质量、管理质量、财务质量等等种种质量标准。1998年，在高等教育即将进入大众化的时期，我也提出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应当多样化。我所指的质量标准多样化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的不同，而是研究型大学有研究型大学的质量标准，应用型本科高校有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质量标准，高职院校有高职院校的质量标准。研究型大学的质量标准是学术；应用型大学的质量标准是应用；高职院校的质量标准则是能力，旨在培养大国工匠。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角度来讲，国家需要一大批科学家，还需要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更需要数以亿计的“大国工匠”。所以说，质量标准应该多样化。
许多人怀疑大众化将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鉴于此，我提出“质量下降”不仅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真命题是指学生扩招，师资、设备、校园建设跟不上，必然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假命题是指不同的高等学校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各级各类高校都应当有不同的质量标准，用研究型高校的学术水平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应用型高校而得出的 “质量下降”是个伪命题。
对于当前大学生质量是否下滑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从使用网络新技术的角度来说，我确实比我的学生差得太远。然而，人们向来有一种偏见：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来评价下一代，把下一代学生看得不如自己。这是违反“发展观”的。过去，曾经流行一句话：七八十年代的青年人是“垮掉的一代”。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垮掉，反而是这批人更加有创新、有担当。那么，为什么现今80后看不起90后，原因何在？我认为是代沟，一方站在“沟”的这边看另一方，总觉得另一方不如自己。
至于大学生“加负”、废除清考等现象，我认为，“水课”当然要废除；清考是弄虚作假，更是错误的。清考的错误在于学校和教师。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许多人提出要像国外那样搞淘汰制，我认为退学和淘汰制要谨慎。中国是一个学历社会，学生被淘汰了，他就很难就业或转学；不像在国外，学生被淘汰了之后可以自由地在多校间转来转去。在国内，高校随随便便搞淘汰制，那就会提高中国大学生自杀率，我认为不能够硬搬国外做法。
关于“双一流”的评价，2017年，我已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双一流”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我认为“双一流”建设不能够仅限于几十所大学几百个学科，应辐射全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所有有实力、有特色的高校和学科，不论出身都应有机会成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双一流”。
不要把招生和高考绑在一起
高校招生应该采取多种方式。我的主张是高校、学生都有选择学校与学生的权利，具体办法是“套餐式”的报考与招生，比如，很多国家和地区采用申请-考核制。以高考分数为唯一招生标准是非常不合理的，考分不能显示学生各学科的学业水平。我主张用“套餐”招生，学校根据人才需求、专业需求和学科需求来制定套餐；学生根据兴趣与专长选择套餐，扬长避短，各得其所。
现在，一些学校已经在进行相应的改革尝试，比如南方科技大学实施的“6+3+1”模式，“6”是指统一高考，“3”是指学校面试，“1”是指中学评价。虽然，这只是开了一个改革的“小口”，可以尝试继续放开。高校招生不应当只有高考一条途径，应当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招生，把招生权还给学校。现在学校没有招生权，学校招生通过软件程序按照分数名次选拔，也不管学生是否合适和对口。如果学校认为学生不合适，需要换一个，就必须说明理由。
此外，现在很多思想观念和制度落后于实际情况。我们把高校招生叫做选拔优秀人才，但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人人都可以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过去并不是人人都能有机会上大学、中学、小学，这才需要选拔，现在不存在选拔问题，而是高校、专业和学生之间，相互适应的问题。
对未来，我充满希望，中国现在是高等教育大国，正在向高等教育强国迈步前进。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有待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但是改革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习主席所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本文编辑自中国教育在线对潘懋元先生的采访）
潘懋元（教育学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