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讯基金消息 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发起主办的“2018 第十三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年会暨资产管理高层论坛”3月29日在北京广电国际酒店召开，年会主题为“启航新时代”。光大证券(601788,股吧)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彭文生表示，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使得有一些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度大幅度上升，全球产业链条的强化，使得贸易战肯定是两败俱伤。除非是非常不理性，应该相信最终会通过谈判达到某种妥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彭文生认为，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对贸易战根本性的应对，央行易行长日前在发展高层论坛上讲到怎么应对的问题，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怎么叫把自己的事做好呢？我自己理解我们还是要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竞争，虽然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有规模效应，我们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间，我们有一些超越了发展阶段的竞争优势。所以自由贸易、扩大开放对我们是有利的。同时，要促进内部的改革，其实扩大对外开放，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促进内部改革，很多事情通过扩大开放促进竞争，反过来促进内部的改革，内部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
以下为彭文生演讲实录：
彭文生：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在座的都是咱们投资界的大佬，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各位汇报一下，我对最近的贸易摩擦，大家担心的所谓的贸易战的一些看法，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和解读。
其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是自由贸易，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争议。在历史上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家都曾经主张过自由贸易，也主张过一些贸易保护的措施。当然过去四十年，全球大的方向是主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这个词听起来比较复杂，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假设两个国家生产飞机和汽车，假设美国生产飞机和汽车效率都比我们中国高，成本都比我们中国有优势，这叫绝对优势。绝对优势是不是意味着美国集中精力生产汽车飞机，不需要跟中国做任何贸易呢？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的不应该是绝对优势，应该是比较优势。如果美国生产飞机的技术优势比生产汽车的技术优势更大，美国就应该集中生产飞机，我们中国有相对优势，中国就应该生产汽车，两个国家做飞机和汽车的贸易。
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和反弹，危机以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是反思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首先想讲一讲过去四十年我们所面临大的宏观环境和宏观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怎么理解当今的贸易问题。
首先，过去四十年是全球经济的自由化，自由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贸易自由化，我刚才讲了比较优势，大家要运用好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世界贸易组织是推动多边自由贸易或者是多边贸易自由化重要的机制。
另外一个是金融自由化，对内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对外体现为资本开放。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自由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会不会带来经济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的不平衡我们怎么解决呢？经济的不平衡可能体现为通货膨胀，可能体现为贸易逆差太大或者贸易顺差太大，也可能体现为金融风险、金融危机。
在过去四十年宏观政策框架下，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货币政策应该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只要物价稳定了，宏观经济就稳定了，不会有大的不平衡包括金融风险。我们怎么来防止国际贸易或者国际收支不平衡带来的问题呢？主流的政策框架是主张汇率的自由浮动和资本账户开放，也就是说贸易不平衡，实际上是通过资本账户的流动和汇率的自由浮动来自我纠正的，一个国家贸易逆差太大了，货币就要贬值，货币贬值提升贸易的竞争力，逆差就变小了。
全球来讲过去的二三十年通胀不是问题，但是发生了金融危机，有资产泡沫。资本账户的开放和汇率的自由浮动似乎对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帮助也不是那么大，比如说美国一直在抱怨逆差，美国现在揪住中国不放，其实德国的顺差相当于它的经济规模来讲更大。所以似乎汇率的自由浮动，资本账户开放也没有能够及时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在这些宏观的不平衡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在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全球化、自由化所带来的问题，所以引起了反弹，引起了反思。
首先，我们看看总体的贸易差额，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这1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相对于GDP的规模来讲已经明显的下降，美国的逆差是有所收缩的。美国危机以后国内的需求没有那么强了，它的贸易逆差下降，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明显的下降，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过去十年地产和金融的发展，实际上引导了我们的资源越来越多的来满足内部非贸易品的需求，而不是出口贸易。当然还有刚才许局长讲的人口红利的变化，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所以相当于经济规模来讲，其实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应该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有所纠正的。但是为什么说现在美国政府或者说特朗普政府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变成一个新的问题呢？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双边的贸易顺差逆差的问题，因为中美贸易口径有差异，我们按照美国的口径来讲，相当于中国的GDP，中美贸易顺差或者美国对我们的贸易逆差，相对于中国的GDP是明显下降的，也就是这个不平衡问题在得到明显的纠正。但是大家看相对于美国的GDP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相对于经济规模来讲没有下降。贸易不平衡对于中国来讲变的越来越小，过去担心中国的贸易顺差太多了反映内部结构不平衡，不是美国人给我们压力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要纠正。但是现在大家看，我们的贸易不平衡相对于经济规模来讲是明显下降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讲贸易不平衡没有下降，这是对两个经济体相对地位的变化。
对于我们来讲问题变的似乎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于美国来讲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相对地位的变化，其实刚才许局长也提到了，我们这里比较的是中国和美国GDP对全球GDP的比例，美国虽然有美元汇率的波动带来上下的波动，但是总体是下行的，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则大幅上升，两者的差别越来越小，这还是总量。从结构来讲我们看到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比较一下美国社会分化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其中一部分原因，和全球化、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竞争是有关系的。
另外，我们看美国不同阶层实际收入的变化，2014年和1999年比较，不同阶层的实际收入都是在下降的，中产阶级从7.8万美元降到7.2万美元，产业结构变化带来收入分配的变化，所以美国社会是分化的。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在找原因，其中一个比较容易找的原因就是怪外国人，我们看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背景，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一般来讲国际贸易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特朗普最近一直在强调互惠，意思是什么呢？我进口征收的关税应该一样多，这不符合现在主流的观点，因为国家发展阶段不同，低收入国家关税高一点是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现实。所以在WTO的机制下也是这样的，美国为什么关税低，因为它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关税普遍都比较低。
但是现在带来一个问题，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我们人均收入比较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关税低一点是符合目前的常规的。但是中国又不是一般的国家，中国是个大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是规模效应，规模效应对中国很多产业发展来讲具有特殊的优势。比如说刚才许局长讲了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这个和经济规模有很大的关系，有规模效应和没有规模效应差别很大，有的商业模式，有的互联网平台的模式，小的人口和经济体做不起来。但是在大的经济体、人口多的国家能够做起来。
所以我们中国是人均收入不是那么高，但是总量经济本身带来的规模效应在一些新兴产业，在一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已经能够给美国或者给发达国家带来比较强的竞争压力，这是贸易纠纷的一个来源。
我们说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关税高一点是应该的，但是美国人说你在很多产业已经有竞争优势了，你的规模大，所以现实中怎么来平衡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看贸易纠纷未来的演变，特朗普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真的要增加关税，真的要限制对中国技术的转让和出口，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德国一位经济学家叫里斯特，亚当斯密这一派主张自由贸易，里斯特说自由贸易都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来欺负还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借口，他认为自由贸易对谁最有利呢？对已经占有优势的国家有利，所以英国当年在十九世纪有一个阶段非常主张自由贸易，因为它那时候在全球占有绝对的优势，自由贸易对它非常有利。所以美国在历史上，实际上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很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里斯特主张我们在发展中阶段，对内的贸易保护实际上是有利于发展的，有利于我们追赶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
简单来讲，他的主张是对内是自由市场，对内放松监管、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促进公平竞争，对外是贸易保护，实际上这是一种产业政策，它不是一个贸易平衡的问题，它是产业政策的问题，在扶持内部的产业。所以我们要想一想特朗普做的事情，其实有点类似于李斯特主义，他最近对内是放松管制的，对能源、环保、金融放松管制，同时减税，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自由化、市场化的倾向，这和他在国际上的作为似乎是矛盾的，也是反过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扶持国内产业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有没有效果呢？未来怎么看，这牵扯到我们怎么看贸易逆差或者是贸易顺差的来源。
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有三个视角，大家最熟悉的视角贸易差额等于出口减进口，美国的贸易逆差为什么那么大，因为出口大大的低于进口，这个视角强调的是出口的竞争力。所以从这个视角看贸易差额，看的是汇率、关税、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实际上它涉及到产业政策的问题。哪个行业的关税高一点，哪个行业的关税低一点，现在还有很多国家有不同形式的出口补贴，这都涉及到产业政策的问题，这是一个视角。
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其实不应该仅仅看出口和进口，我们的产出有多少是出口，我们的消费里面多少是进口品，这是我们对整个消费储蓄投资行为的选择问题，这和宏观问题有关。我们每年的产出除了自己消费就是储蓄，储蓄消化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对内投资，一个是对外投资，从整个国家来讲，对外投资必须有贸易顺差来支持，所以它是一个宏观问题，宏观问题涉及的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有一些宏观的制度问题，比如说税收制度。
所以这两个观点在不同的时期，在我们思维中占据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八十年代之前，第一个观点贸易差额是出口和进口之差占主导地位，八十年代以后经济自由化以后，大家从宏观平衡的角度来看贸易差额，所以大家关注储蓄、投资和宏观政策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为什么贸易逆差大，储蓄率太低了，消费太多了。二十多年前，我当时应聘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面试官，当时我记得拉丁美洲区的一个副局长，他面试主要考我的问题，九十年代美国贸易逆差一定是有问题的，他说你怎么看待贸易逆差，是美元要贬值来解决问题，还是说应该有其他的办法，我的回答是第二个观点，不应该从出口和进口的角度，应该从宏观来平衡，面试官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就是说过去四十年占主流地位的是从宏观平衡的角度来看，国际多边组织，包括IMF的观点都是要从储蓄、投资这个角度来理解。
但是我一开始讲了，过去四十年在自由化大的趋势之下的观点。现在大家又开始反思了，一个方面是产业的，刚才讲了因为分配问题、产业不平衡的问题，大家看特朗普的招数，似乎朝着第一个观点移动。
其实贸易差额还有第三个观点，第三个观点是什么呢？贸易差额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对外净资产的变动，假设一个国家累积对外资产，净资产增加唯一的来源就是贸易顺差。比如说整个国家来讲，我们怎么增加对外资产，只能靠商品去换，所以贸易出口多一点要有贸易顺差，反过来讲一个国家对外负债增加对应的就是贸易逆差，第三个视角非常重要，实际上它强调的是贸易差额有时候是资本流动所决定的。我们一般讲的是先有贸易差额，然后才有资本流动，在金融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下，实际上有时候是资本流动带动贸易差额。
换句话说，美国为什么要贸易逆差，因为美国的金融市场发达了，大家都要美元资产，所以有人说美元是储备货币的角色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其实不光是储备货币，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大的、最有广度、最有深度的市场，如果其他国家要累积美国的资产，美国人把资产免费给你吗？不是，需要用商品去换，所以它必然体现为美国的贸易逆差。
什么因素来决定对外净资产的变动呢？比如说人口结构，过去中国贸易顺差为什么那么大，因为我们人口红利阶段，我们要为老龄做准备，我们要靠顺差来累积对外资产。发展阶段是另一个因素，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它的储蓄相对就高一些，它也要累积对外资产。
货币制度，刚才讲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的融资条件比较宽松，还有就是刚才讲的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金融市场发达除了市场规模大以外，跟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也有关系。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做投资的，投资看什么呢？看未来的盈利，未来盈利看什么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科技创新，美国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储备货币加上科技创新，使得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比。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逻辑是全球都拿美元资产，所以美国的融资条件就很宽松，这个宽松不仅仅体现为利率低，还体现为资产价格的上升。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加，消费增加，储蓄下降。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都指责美国人消费太高了，储蓄太低了，美国人真的是那么不理性吗？其实不是的，储蓄率是降低了，我们要比较一下美国人的资产，它的家庭部门的资产是持续上升的，也就是说它不需要那么多储蓄，资产多了自然要降低储蓄率，这是从资本市场，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理解的。
所以说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实际上和科技创新、储备货币、金融自由化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看美国对外净资产是负的持续增加，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符合其利益的。比如说它的储备货币，它的科技创新。但是科技创新在金融资产的体现有时候是泡沫，不一定是符合基本面的。也就是说由此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都是可持续的，不都是有利于美国经济内部结构平衡的，如果金融市场、金融自由化其中有泡沫问题，由此所导致的消费提高是不可持续的，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美国是不利的。
这里面有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从宏观的角度来讲，特朗普减税，加上未来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意味着美国的贸易逆差还要增加。也就是说贸易摩擦的问题可能未来几年会更加严重，怎么来纠正这个问题呢？一个可能的路径是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增加，通胀上升，促使美联储加快货币紧缩，降低美国的内部需求，这样贸易逆差也会减少，这是一个比较理论化的路径，这个理论化的路径能不能实现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胀问题，通胀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起来，这一直是一个困惑。如果像有些观点所认为的，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对限制成本、降低成本越来越明显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胀上升的压力小，货币政策紧缩力度不是那么大，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会更加严重。
我们中国这几年贸易顺差主要是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体现在不同的部门，包括政府部门。所以未来中国从结构性的因素来讲，包括人口问题来讲，我估计趋势应该还是会持续的，储蓄下降带来贸易顺差的下降。
我们怎么来思考中国应对的决策呢？我们分析美国的问题，一方面是看它未来演变的路径，另外一方面也是从它那里吸取一些经验教训。首先，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使得有一些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度大幅度上升，全球产业链条的强化，使得贸易战肯定是两败俱伤。除非是非常不理性，应该相信最终会通过谈判达到某种妥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是根本性的应对，央行易行长日前在发展高层论坛上讲到怎么应对的问题，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怎么叫把自己的事做好呢？我自己理解我们还是要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竞争，虽然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有规模效应，我们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间，我们有一些超越了发展阶段的竞争优势。所以自由贸易、扩大开放对我们是有利的。同时，要促进内部的改革，其实扩大对外开放，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促进内部改革，很多事情通过扩大开放促进竞争，反过来促进内部的改革，内部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
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了减税，政府工作报告其实提到了增值税三档变两档，昨天提到的只是第一步，不会是整个减税的全部，后面还有更多的措施出台。还有一个就是促进公平导向的结构政策，刚才讲了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社会分化，政治上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内部结构失衡和收入分配问题。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也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供给需求不平衡、金融和实体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不平衡。但我认为最大的不平衡还是收入分配问题，所以促进公平导向的结构政策，税收结构的问题，降低制造业的增值税，稳妥推进房产税立法，这就是税收结构的调整，这种税收结构的调整有利于降低贫富差距，实际上就是有利于消费。
还有一个就是要坚持防控化解金融性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控制地产泡沫，降低宏观杠杆率。金融自由化，资产泡沫实际上会带来很多问题，可能体现在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上面，但背后深层次是金融问题。刚才我讲了美国的金融市场是贸易逆差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实际上在经济各个方面，产业方面、结构方面，宏观的平衡方面都会体现出来，比如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体现就是金融行业占有的比例高了。所以防控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公平导向的结构政策，不应该受到我们跟美国的贸易摩擦影响的，把这些坚持住，实际上就能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的国际收支就能够达到符合内部可持续发展，符合内部宏观平衡的要求，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