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将成为开放的市场，并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相适应，中国资本市场将成为一个开放度较高的国际性市场”“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将在中国资本市场提供服务，并与本土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形成良性竞争格局”……
十年前，监管层对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发展作出了上述远景展望。
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A股入摩、控股海外交易所、完善QFII和RQFII及QDII制度、“新三板+H股”落地、H股全流通试点起航、沪深港通每日额度扩大、原油期货上市、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投资者、沪伦通稳步推进……
十年后，一系列开放措施昭示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发展有序推进，已经成长为一个在制度安排、交易规则、监管方式等方面与国际市场基本接轨并适应中国国情的资本市场，在提升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支持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并实现了共赢。
专家认为，这一系列成绩的背后离不开资本市场自上而下开放的总体部署，离不开资本市场坚持双向开放的政策连续性。新时代的资本市场开放，是双向的，是要实现中国资本市场与国外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要以资本市场开放带动整个金融市场的开放，实现整个金融市场的全球联通。
新特点频现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时点上，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呈现出自主有范、多元有度、稳健有序的新特点。”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表示，“新三板+H股”落地直接推动了我国新三板市场的发展，助力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原油期货上市提供了我国对于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发言权。这轮金融开放在沪深股市、新三板、期货市场、香港市场等多处着力，多元发展，而且力度拿捏到位。额度每日扩大、先试点后推广等开放次序，能够保障市场的相对稳定，实现稳健发展，有序开放。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我国资本市场扩大对外开放始于上世纪90年代，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时点上，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呈现出不少新特点。
一是通过对外开放更好服务高质量经济发展。随着“新三板+H股”落地及CDR试点推行，有助于借鉴香港等成熟市场发行制度，加大对我国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实现新三板企业中创新型经济转板上市，分流我国A股IPO的“堰塞湖”，形成资本市场与创新型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是通过互联互通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博鳌论坛期间，央行行长易纲宣布了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扩大沪深港通每日额度、未来推出沪伦通，以及H股全流通试点起航，有助于推动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优化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融资环境，实现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度联通。
三是进一步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水平。近期我国通过逐步提高QFII、RQFII额度，提升了外资机构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占比，吸引更多境外资金配置境内市场，以主动开放来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同时，提高我国机构参与海外市场的积极性，为我国居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手段和工具，以及海外资产配置渠道。
四是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推动资本市场向更高层次开放。我国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市值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债券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通过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原油期货上市，有助于丰富我国衍生产品市场，为我国在大宗产品定价及国内投资者避险提供了场所。
“经过过去几年利率、汇率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国内经济与金融运行稳健。”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本轮资本市场开放是在内部改革政策落地和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推出的。资本市场开放并不是目的，它是“新时代”新的开放格局的重要一环。
邵宇表示，资本市场开放的一系列措施，原油期货和铁矿石期货的人民币标价，加上“一带一路”建设和海南建设自由港的规划，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一揽子政策，在“引进来”愈加困难的背景下，中国主动“走出去”的战略规划。新时代下的资本市场开放是渐进的，也是全面的。
迎接新挑战
“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开放程度仍然滞后于国际水平，未来将面临一些新形势和新挑战。”潘向东认为，近年来我国降低了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门槛，但外资机构在我国金融机构资产占比持续偏低，不升反降，导致外资在资本市场参与程度有限。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依然呈现“新兴+转轨”特征，高换手率，高波动性，回报率过低，直接融资规模对社融贡献偏低。
潘向东表示，对于这些新形势、新挑战，资本市场依然要采取渐进式开放，在积极稳妥前提下成熟一项开放一项，避免不必要的周折和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从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我国顺利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上一轮开放是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是顺势而为。这一轮金融开放，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是逆流而上。”邵宇表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是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资本市场开放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但就国际形势而言，阻力又特别大。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田利辉认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面临全球宽松几近尾声，西方央行加息缩表的新形势和逆全球化的新挑战。面对中国崛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使命，我国资本市场需要应对全球不确定的新情景，需要进行适度监管和原则监管，从而实现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健型发展和创新式增长。
提升竞争力
邵宇认为，未来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地方，如推出针对海外上市的中资独角兽企业发行的CDR，进一步完善QFII、RQFII和QDII制度，放宽证券期货行业外资准入政策，推进沪伦通等互联互通的相关进程等。新时代的资本市场开放，是双向的，是要实现中国资本市场与国外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另外，还要以资本市场开放带动整个金融市场的开放，实现整个金融市场的全球联通。
田利辉建议，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需要在全球资产的中国配置上着眼着力，欢迎国际投资者参股中国企业，参与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认真学习总结各国金融监管经验，防范可能的系统性风险；需要及早审慎谋划中国资产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全球布局，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证券交易场所，参与全球资产定价；需要继续在可控汇率前提下稳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潘向东认为，一是要协同推进资本市场开放。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一系统工程，因此在推动资本市场开放的同时，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宽资本项目管制，通过资本市场开放更好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开放提高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
二是要提升金融监管配套，注重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做好风险防范。我国资本市场开放降低了外资了准入门槛，甚至在外资进入前实施了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往往伴随风险加大，这就要求我国提高金融监管的配套，转变金融监管理念，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和限制，提高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注重审慎监管，通过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来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激发外资金融机构参与我国资本市场的积极性，更好的服务我国实体经济发展。
三是要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短期内我国已放开外资参与我国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等限制，为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提供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但是仍然需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通过金融制度环境的完善，促进中长期境内外资本市场深度融合，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离岸市场建设，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甚至通过注册制改革优质的外国公司在国内上市等，积累宏观经济政策应对跨境资本的冲击经验，建立更加包容、国际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提高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