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江户川柯南“风云四十年”系列
1978-2018，风云四十年。四十年中，青云之上，明星企业起起落落；聚光灯下，风云人物几度沉浮。他们中有些人留在了史册上，有些人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格隆汇精心选择了过去四十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批经济人物，来分析他们的偶然与必然，分析中国、中国经济之所以有今天的偶然与必然。这一系列中的每篇文章既不幽默，也不八卦，读来甚至有沉重的压抑感，但恰恰是这种专业且深刻的反思，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下所需要的，能令我们趔趄前行的疼痛的清醒。
“风云四十年”系列，格隆汇每周日隆重推出，敬请期待。这四十年来，学者下海经商成功的例子很多，但商人上岸研究学术成名的，唯有梁建章一人而已。
前几天，中国的几位教授们成了网红。
先是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张晔发文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并领取生育补贴，如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然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在接受国富智库专访时表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胡教授还对国富智库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生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载体，首先从文化上，我们就要进行鼓励”。他还举例称，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如果一个家族中的男性没有孩子，是进不了祠堂的。
这些雷人雷语如果是出自麻将馆里的抠脚大汉之口也还罢了，但居然是从几位教授口中说出，这简直是天雷滚滚，雷得全国吃瓜群众外焦里嫩，连手里的瓜皮都雷出了焦糊味。人们不禁要问：
学者难道不是应该靠学术成就走红吗？为什么当代的网红学者们靠得都是雷人雷语呢？我们的学界到底怎么了？
好在中国学界也不全是这个类型的学者，这两天梁建章也针对此事发表了一些看法。梁建章认为，“生孩子首先是家事，一个家庭生多少个孩子，何时生孩子，归根结底应该由这个家庭来决定。国家政策既不应该限制生育，也不应该强制生育。”、“要通过减税增收来降低育儿成本，是要奖励多生而不是惩罚少生。”、“无论是‘公民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还是对丁克征收‘社会抚养税’，都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思维的延续，这是不能接受的。”
对于人口问题，梁建章显然比前面几位学者的社会认知程度要强得多，那么，梁建章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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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第1期的《人民教育》上，有一篇题为《计算机并不神秘》的文章，其中写道：“上海育才中学初中学生梁建章是个少年电子计算机爱好者，初一开始学习计算机知识，初二时为了参加市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选拔赛，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计算机诗词创作系统》程序，成功地‘教会’了计算机写诗。”
2018年，AI是个热词，但当年梁建章在上海读《人工智能原理》的时候，日历还只翻到1983年，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在2000年前后才真正接触到电脑、互联网这些东西的。然而，梁建章的“开挂”人生此时也不过是刚刚开始。
梁建章16岁从初中直接考入复旦大学首届少年班，半年后转入计算机系，一年后又留学美国；20岁获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进入甲骨文公司工作；28岁回国任甲骨文公司中国区咨询总监。
1998年，梁建章30岁。那一年，他与季琦、沈南鹏、范敏共同创立了携程网。
为什么会选择做旅游类网站呢？梁建章认为，1998年中国的旅游业规模达到2391亿元人民币，旅游是老百姓的第二大支出，甚至还高于汽车，那么市场潜力无疑是巨大的，而当时的旅游社提供的服务很不到位，这又成为携程的崛起的巨大机遇。
携程成立时正逢互联网高潮期，梁建章迅速从IDG、软银、晨兴等风险投资商处融到了500多万美元的资金，自此后，携程一路行驶在快车道上。2002年携程的营业额就已高达10亿元人民币，而新浪2003年全年收入也不过9.4亿元人民币，携程的净利润更是让平均净利润率只有1%-2%的传统旅游行业不能望其项背。
2002年，34岁的梁建章带领携程网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
上市后的携程很快进入了并购期。携程先是收购了当时最大的酒店预定中心――现代运通；随后又切入机票预订领域，并购机票代理公司北京海岸；之后又将华程西南旅行社收入囊中，正式进军自助游市场。在梁建章的运作下，携程不再只是一家网站，而是“高科技武装的旅行服务公司”，是传统行业的整合者。
携程在梁建章设想的轨道上飞速运转，但此时的梁建章却开始思考，他要不要离开携程去追求另一种自己想要的人生？其实梁建章的这个念头从2005年开始就已经有了，很多人以为才35岁的梁建章肯定会选择二次创业，然而大家都猜错了，他内心里想的是要继续读书，继续学习。
2006年，38岁的梁建章辞职，准备二度赴美留学。
一个曾经叱咤商界的风云人物选择走入寂寥的书斋，开始认真钻研学术，这份沉静之心实在难能可贵。
与上一期的《风云四十年》系列中，我们聊到了碧桂园的董事长杨国强。杨国强文化水平不高，所以遇到人生难题自己也很迷茫，只好在家里拿着毛笔一遍一遍地写“为了什么”。但梁建章与杨国强完全不同，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的高知型企业家，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有非常周密的规划，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学者走出书斋下海经商成功的人多如牛毛，而功成名就的商人重新拿起书卷的人寥若晨星，这其中最后学术有成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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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梁建章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
他在商界是个年轻的企业家，但在学生群体中他的年龄算不上太年轻了，但是他重新捡起了高等数学，选修了超过别人三分之一的课程量。除了自己繁重的学业之外，他每天4点钟放学回家，还要给正在上小学的儿子辅导功课。尽管那段日子依然很匆忙，但梁建章却觉得，那是一段难得的宁静时光，因为如果在中国，每天都会不停地有人来找他，谈投资，谈合作，谈如何赚更多的钱。
赚钱很重要，但赚到钱之后，还应当有一些更高的人生追求。在这一点上，梁建章是中国企业界的一股清流。
他在美国师从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 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研究人力资源、教育和经济，重点是创新和创业。在研究过程中，他被一连串数据和荒唐的现象所震惊：一方面，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出现巨大变化，拖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生育率居全世界末尾的国家仍然严格执行着计划生育。梁建章说：“据斯坦福的最新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后，其创业和创新活力会随之衰退。”
为了佐证这一的论点，梁建章在北美、日本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在做博士论文期间，他自己编写和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是一部充满着数字、图表和逻辑分析的短片。等拍完之后，梁建章才意识到：经济学家们也许看完就明白问题的所在，但对一般公众而言，这远远不够。梁建章认为，“这确实是需要坐下来至少花几个小时来讨论的问题，农村人口、资源、城市化、交通等等。所以，觉得还是得写本书把这些问题说清楚。”
然而就在此时，携程网的经营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梁建章不得不放下书卷，重新回到了携程。
2013年2月21日，携程宣布任命梁建章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并兼任携程旗下负责旅游相关业务的携程旅游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梁建章发内部邮件称：“我回携程，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体验二次创业的艰辛、激情和成功的快感。”这一次重返携程二次创业的经历一直持续到2016年11月，当携程回归正轨之后，47岁的梁建章将CEO职位交棒给孙洁，自己再度选择了学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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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梁建章从携程二度辞职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纯粹的人口经济学学者，现在他身上的携程前CEO光环已经基本消失，而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失落，从他的一些公开言论看，他似乎更喜欢学者的身份。
2011年2月，他将自己在斯坦福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拍摄的那部纪录片发在了新浪微博上，他在纪录片里提醒中国人应当警惕，并认为如此低的生育率会让中国人口结构在今后30年内发生剧烈的变化，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部题为《中国人可以多生吗？科学探讨中国人口问题》的纪录片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许多人在评论里骂他“自私”、“屁股决定脑袋”、“伪科学”，财经界的超女叶檀还一连写了8篇系列文章来驳斥梁建章的人口新论，并认为“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
但是，2016年，执行了35年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这说明中国最高决策层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梁建章的观点。
2018年4月，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十年二十人》纪录片里专访了梁建章，这时候梁建章说，实际上在2010年，学术圈已经在讨论这个话题了，只是这个话题很敏感，谁也不敢第一个碰这事情，所以只是在极小的学术圈里私下交流。
梁建章所陈述的这一困境，不禁让人想起1957年的中国人口困境。1955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人口调查，以第一手资料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形成了“新人口论”的雏形，但是迫于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他什么都不敢说。1957年4月，马寅初认为这事已经可以说说了，于是在北大发表了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演讲，6月形成提案，7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接着，一顶“右派”的帽子稳稳地戴在了他的头上。
然而马老先生说过，“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真正的学者天然就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谓学者的价值在于，说出自己心中的真话比迎合谁的观点更加重要。但是，中国学术界这些年的某些表现实在是让人很失望。
对执行了几十年的基本国策提出质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作为企业家质疑这种事非常冒险，但作为学者的梁建章做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黄明说，梁建章可能是中国最纯粹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他聪明、勤奋又有智慧，所以他的研究能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因为他淡泊名利，所以他能静心于学术研究；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可以不像某些学者那样为生活压力所迫而流于浮躁。
“单独政策”放开之后，新生人口并没有像叶檀们当初所说的那样出现“可怕的报复性反弹”，其现实结果正如梁建章所说的那样，新生人口继续下降。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上年减少6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那么，为什么？
梁建章专门撰文论述了此事，他认为，这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中国生孩子是个极其痛苦的事情。高高在上的楼价、双独夫妻面临着赡养四位老人的巨大压力、生育成本、教育产业化带来的不断飙升的教育支出……这一切都让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堪重负，那么，又有多少中国年轻人能够负担得了二胎的压力呢？在雷死人的“砖家”们看来，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加收单身税、丁克税、一孩税，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加税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加双倍好了！
当然在解决之道方面，梁建章的建议脑洞也很大。比如他提出“缩短中小学学制，让女学霸们早点毕业”、“允许员工在家办公”、“尊重单亲妈妈”、“孩子跟妈妈姓”，这些想法其实真要是去落地执行的话，显而易见困难是极其巨大的。对此，吴晓波曾经提出了一个极有力的质疑：“绞尽脑汁想这些稀奇古怪的办法有用么？”不过梁建章的反击同样很有力：“我们还是要想想什么是第一性原理。”
梁建章提出了当前中国在新的人口形势之下面临的新问题，但是显然他在解决方法上也没想好。不过，如此重大的社会命题本身就是极难去解决的，现在想不出来很正常，但只有全中国人都能正视这个现实问题，未来才有解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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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创业四年就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作为企业家的梁建章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是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他虽然出类拔萃，但也算不得多么了不起，毕竟四十年来中国企业家创富的故事其实太多太多。然而，舍得主动放下企业家的身份，潜心于学术研究，并且在社会层面推动中国进步的人能有几位呢？
事因难能，所以可贵。也许若干年后，梁建章在人口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会远超携程网，这可能也是他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
最近，一种“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的论调正在网络上流行，针对这一观点，梁建章在微博上曾经说，生孩子首先是家事，一个家庭生多少个孩子，何时生孩子，归根结底应该由这个家庭来决定。国家政策既不应该限制生育，也不应该强制生育。
笔者认为，梁建章所倡导的是一种完全基于科学的政策建议，但是当下的却有另外几种声音在带节奏。一些人在高呼：“对不生育和少生育的人要额外征税！”另外一些人也在高呼：“高房价，高教育，高医疗，高物价，这种环境还鼓励生育，不是蠢就是坏！”其实，人口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讨论人口问题本应基于科学的基础，而不应该直接就变成限制生育或者变成强制生育，这两种极端的路径显然都是错误的。
但是，在网络里想理性地、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件事，好难啊！
因为，到处都是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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