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曾说：
"北大是一个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年，俞敏洪第一次参加高考，各科成绩都不理想，英语仅考了33分。1979年，他再次参加高考，虽然总分过了录取线，但英语仅考了55分，比他报考的常熟师专录取分数线低5分。"事不过三"，前两次的失利不知道是否是命运的安排。第三年参加高考的俞敏洪一鸣惊人，以387分的总分，高北大录取分7分的成绩考取了北大西语系。这次他的英语成绩是93分。
1980~1990年这十年，俞敏洪的青春是在北大度过的。1985年他拿到了北大的学位，之后留校任教。这十年用他自己的话总结："进了大学，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我是个Loser（失败者）；在北大教了七年书没有什么成就，我还是个Loser；在北大十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没加入过任何团体，我是个Loser"。在北大的最后两年，他也曾准备过出国，结果因为国家收紧了留学生政策，留学梦断。山穷水尽的俞敏洪选择在校外开办辅导班，以维持生计。当年，课外辅导班尚属新兴事物，接受过课外辅导的中学生占比不超过1%。大学的光环使周边形成了家教市场，一些大学生开始兼职做起了家教。
俞敏洪也是做家教，只不过他一开始就不甘于只教一个学生，而是做成了辅导班的模式。在这时，俞敏洪的主业还是北大教书，办辅导班只是副业。而后来开始创业做新东方则有些逼上梁山的意味，北大发现了其在外面私自开辅导班的事情，引起了校方的震怒，处分接踵而至。次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在培训学校打了两年工后于1993年正式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
虽然以一种尴尬的方式离开了北大，但不可否认的是，新东方带有浓烈的北大风格。此后，站上留学风口的新东方在2006年登陆了纳斯达克，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帜。而民办教育行业则在十年之后才迎来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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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代
2016年11月，《新民促法》颁布，新民促法对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明确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民办学校的法律属性，进一步为促进民办教育的资本运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将带动更多的资本进入教育行业投资，为整个民办教育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资本助力。
二胎政策放开，新生儿数量开始触底反弹，在2016~2019年持续增长，并稳定在每年1900万左右的新生儿。之前中国出现了四次婴儿潮，在时间上存在因果关系，不过每一波增势都有所衰减，这一波人口增长刚好赶上80年代末的那波婴儿潮，大概可以称之为第五次婴儿潮。
政策利好叠加人口红利，民办教育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根据鲸媒体的统计，2018年1-6月，一级市场的总融资事件为270起，披露金额的事件总额约217亿人民币，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据不完全统计，二级市场共发生36起（拟）投资/并购事件，涉及金额385.57亿人民币。
随着培训机构、非义务教育阶段学历民办学校上市障碍的放开，教育行业资产证券化正在不断加速。
中国教育公司赴海外上市掀起了一股热潮。据我们统计，仅今年，香港市场就已有21世纪、中国新华教育、澳洲成峰高教、天立教育、博骏教育、希望教育共6家教育机构成功IPO，并且，还有9家已经交表。美国市场今年以来有尚德机构、精锐教育、朴新教育和安博教育共4家教育机构成功登陆。
一家企业的命运，既要看自身的努力，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政策红利、人口红利，为民办教育创造了久违的窗口期，接下来，就要看各位教育创业者们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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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与好未来
在2017年11月举办的GES2017教育大会上，教育界众大咖云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新东方的"掌门人"俞敏洪与好未来"掌门"张邦鑫再次聚首，坐而论道。
会上，两人的对话很有意思，俞敏洪说："邦鑫喜不喜欢我我不确定,但是我喜欢邦鑫是真的"。而张邦鑫的回应则是："我对俞老师，不能用喜欢，是崇拜"。回头看"惺惺相惜"的二人，他们的经历有很多交集。比如说，二人都是江苏人，都曾在北大就读，如今，各自掌舵两家中国最大的教育集团。
俞敏洪曾说："对我来说，新东方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对手，没有竞争对手的日子是很痛苦的"。张邦鑫比俞敏洪小18岁，是名副其实的"80"创业者，这个对手让俞敏洪好等。好未来上市之前，从公司体量、业务范围、覆盖城市上看，两者都不在一个量级上，2010年上市为好未来插上了资本的翅膀，一飞冲天，仅用七年时间，2017年7月28日，好未来市值首次超过新东方，此后，二者开始"你追我赶"，市值交替上升。
进入2018年，好未来高增长带来的高估值让其市值开始拉开差距，尽管其收入仍落后于新东方。
来源：wind
从创业的经历来看，张邦鑫与俞敏洪颇为相似，从做普通家教，到小班教学，逐渐扩大规模。张邦鑫在北大的第一年，不仅要完成研一生物系繁重的课程，还开始做起了家教，多的时候一天要做六、七份家教。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一度让张邦鑫的兼职停滞，不过张邦鑫的创业之路并没有到此为止。
当年夏天，已经成为中国"留学教父"的俞敏洪作为北大优秀校友代表，参加了毕业典礼并致辞。俞敏洪的演讲给张邦鑫打开了一扇门，让他意识到课外补习大有可为。当时，国内留学英语辅导的市场份额被新东方牢牢掌控，既然这样，张邦鑫选择了避开新东方的优势战场，"师兄教英语，我就教数学；师兄做成人，我就专攻中小学！"。2003年8月，张邦鑫在北大周边租了一个12平米的公司，开始了创业生涯。7年之后，好未来成功登陆纳斯达克，而超过新东方，好未来又用了一个7年。
俞敏洪作为第一代教育创业人，其成就不止是创立了新东方，他作为中国民办教育教父级别的人物，为后来者指引了一条道路。
实际上，受俞敏洪深远影响的，张邦鑫只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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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男人来自北大
俞敏洪之后，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开始投入了教育创业的大潮。在教辅行业，已经形成了一股北大势力。在教育辅导行业top10中，新东方俞敏洪、好未来张邦鑫和白云峰、中公教育创始人李永新、朴新教育创始人张洪伟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据决胜网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阙登峰预计，在教育行业里的顶级公司的前100名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北大。
从上市的教育公司的分布来看，港、美两个市场呈现了很明显的分化，有抱团上市的特点。具体而言，港股市场上的教育公司以学历教育为主，代表为中教控股、睿见教育、枫叶教育等。而美股市场上则以非学历教育为主，大多是一些K12课外教育辅导机构，如新东方、好未来、精锐教育等等。这群北大人，离开北大之后分别创业，开办教育辅导机构，又不约而同地到纳斯达克上市，颇有点殊途同归的意思。
为什么是北大？
首先，高考分数线决定了这里聚集了一批中国最优秀的学习者。经过了12年的磨练，然后从同龄人中杀出重围，恐怕没有人比他们更懂中国教育。不管你承不承认，中国式的教育是有一定套路的，把这些套路标准化之后，多多少少对提分有所帮助。
用北大人自己的话来说，"北大人很有教育情怀，也很有教育理想，再加上新东方好未来两大教育巨头企业创始人的指引，所以很多北大校友会选择教育创业。"（拼图资本王磊）
新东方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老师的同时，其中不乏离职创业者。这些创业者有的活跃于教育创业领域，有的活跃于教育投资领域，相当于从点到面，向整个教育行业产生了辐射效应。譬如，有新东方"三驾马车"之称的徐小平和王强离开新东方之后创立真格基金，活跃在教育投资领域；曾任新东方高级总裁的沙云龙离职之后，创办了朴新教育。
北大的人文气息投射到这批创投人身上，他们的身上普遍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教育行业作为人类社会承上启下的一环，兼具市场属性与公益属性。"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做教育的往往需要带有些理想主义的情怀，简单的说，功利心太强做不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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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长们的焦虑
回头看这些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亦与日俱增，优质教育资源紧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阶级固化，为中国家长们营造了一种极度焦虑的氛围。天价学区房、辅导班爆满都是这种焦虑的结果。
其实，中国家长们的焦虑由来已久。"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古代，科举制度几乎是人们突破阶级壁垒的唯一途径，读书成了无数人毕生的追求。如今，高考仍然是大部分学生升大学的必经之路。这样看，高考与科举有那么些相似之处，甚至连每个省的高考头名也被称为"状元"。
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坚定地推进素质教育，为学生减轻课内负担。然而，无论教育的形式如何改革，"一考定终生"的教育评价体系都没有改变。当别人的孩子下课后都在参加辅导班的时候，你还坐的住吗？因此，课内"减负"，往往意味着课外增加负担，即"减负等于加正"。
虽然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支出的占比逐年提升，但家长们的焦虑心理显然没有得到缓解。俗话说"能用钱解决的那都不是事儿"，可教育有很多问题偏偏不是用钱能够解决的。那还能怎么办呢？
为求心安，唯有砸钱。
之前有一篇《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文章火爆朋友圈。作者在文中感慨："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学校减负，增加的是家庭和企业的负担。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中国家长已经不堪重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无怪乎教育是门好生意。
所以说当浑水做空好未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真的不懂中国式教育和中国家长们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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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声
与其说这群北大人更懂中国教育，不如说他们更懂中国家长们的焦虑。一股广泛的情绪酝酿为教育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春天，中国家长们陷入了自造的"囚徒困境"之中，似乎离辅导班越远，就离上升通道越远。
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北大，每年北大录取人数仅约占全国高考人数的0.035%，差不多一万个人中有3.5个人能考取北大。当所有人都为了这0.035%的概率而压上100%的筹码的时候，或许是时候停下来想一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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