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受制于外贸出口瓶颈的严峻考验，扩大内需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为了填补外需缺口以保证国民经济满足就业与消费增长的基本需求，我们必须从投资与消费两方面找出路。在我国特有的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下，投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2009年4万亿投资即是明证。但消费的扩大却不是那么容易见效的。一方面，民众的消费习性具有历史性，非朝夕能改；另一方面，消费习性的改变需要以收入增长的制度性保障与建基其上的收入增长的稳定预期为前提。为了扩大内需，从2009年以来， 我们采取了诸多措施：建立与完善社保体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家电下乡等等。这些措施虽有刺激作用，但整体效果不大。原因在于上述措施要么是锦上添花，要么难以落到实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可支配收入低下的现状与预期。因此，要扩大内需，我们实实在在需要另寻良策。
2010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加速，扩大内需似乎又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由于次贷危机的冲击，200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以致GDP增速急转直下，从2008年2季度之前的超过10％直落到2009年1季度的6.10％。其后，由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GDP增速见底回升。2010年1季度，我国GDP增速高达11.90％。有了这样的经济增速，一些人又有点得意忘形了。
由于投资大幅增加，经济在快速回升，但内需的增长却不像预料中的那样乐观、强劲。与过去一样，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不平衡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扭转。
值得注意的是税收的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税收也获得高速增长。但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税收增长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特点：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总体上讲，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则恰好相反，税收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2009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9514.7亿元，同比增长9.8％。这样的增速还明显低于前几年，比2008年的增速回落了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8年的增速达到18.8％，而2008年之前的几年增速都在12％以上。
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选择21个国家作为样本，按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分成10组（美国单列），在每组中有一个高税负国和低税负国。通过比较分析，马斯顿揭示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低税负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大于高税负国家。按非加权平均计算，10个低税负国，GDP年增长率为7.3％；10个高税负国，GDP年增长率为1.6％，其中有两个国家是负数。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税收与经济增长变量之间的关系为：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的规律；而对低收入国家来说，提高宏观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明显。
奇怪的是，我国的税收增长没有拖累经济增长。当然，从某个角度看，经济发展了，税基扩大了，税入肯定会增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与税收增加的夹缝中，民众的收入与消费受到了税收过快增长的挤压。而且，在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下，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状态下要复杂得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即使消费不增长，甚至负增长，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大投资来填补消费留下的缺口而保证经济增长。
一方面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高于经济增长的超高速税收增长。唯独消费像蜗牛一样缓慢爬行。这正是我国经济格局的真实写照。
因此，扩大内需之治本之策在于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降低国有经济比重，促进经济领域的国退民进。以此为前提，大规模压缩财政供养规模，为改善民生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降低企业与居民的税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畸形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让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让消费充分地涌流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改变内需长期不振的被动局面。【作者： 肖国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