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图梅公瘴说》碑
陆璎文图
美丽的广西山清、水秀、洞奇、石美,遍布于奇山秀水间的摩崖碑刻更是堪称一绝,体现出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清廉奉公思想,让观者在感受艺术美的同时陶冶了情操。千百年来宦于桂的官员中,清官廉吏辈出,不少人都留下了为官清廉、为民造福的好名声。“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让我们沿着先人的足迹,举目观赏先贤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感受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在桂林月牙山龙隐岩,有一块刻于宋嘉 六年(1061年)的《劝农事》碑,碑高86厘米、宽53厘米,为李师中书。
李师中为北宋楚丘(今山东曹县)人,宋嘉 三年(1058年)到桂,先后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司法、刑狱、监察官员)、转运使(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和水陆转运)、经略使(地方军政长官)。李师中在日常审理诉讼中“见人民多因小事争斗,致有杀伤”,这种社会治安的混乱使他颇感忧虑。嘉 六年(1061年),他将“劝农事”布告刻进了龙隐岩中,要求官员民众明辨尚行。
在布告中,李师中一方面将治安状况不良归咎于地方官员“不本教化所致”,因而督令他们今后要做好对民众的教育和引导工作;另一方面,以友好亲善的态度,教育民众“勤于田农,孝养父母,内外和顺,不相欺凌”。他在碑文中提出“民无灾争则无横死,自然天道与人事相应,无水旱凶灾”这一和谐社会愿景,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李师中在桂为官4载,开田辟地鼓励农耕,教育百姓和睦相处,疏浚灵渠以通舟楫,募集兵源镇守南疆,使当地社会安宁,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尊称其为“桂州李大夫”。
刻于桂林普陀山弹子岩的《论语・尧曰》碑,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张 所书。此碑高307厘米、宽398厘米,刻于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
张 为四川绵竹人,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宋淳熙二年(1175年)春,43岁的张 结束了他在长沙岳麓书院讲学授徒、著书立说的生涯,到桂林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开始了他从政治国、传播理学的时期。当时的广西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 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解到不少当地落后的社会风俗。深感忧虑的张 主张通过教化手段来治理社会,即弘扬先贤正统文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改变地方落后风俗。他亲书孔子《论语・尧曰》问政一章作为座右铭,悬挂于官署厅堂之上,与官员们共勉。他以孔子“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等理念作为施政纲领。此外,他还大兴府学,传播理学思想。张 在桂4年,颇有政声。
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深谙理学的詹仪之就任静江知府,他将张 所书《论语・尧曰》刻石于普陀山弹子岩,意在让各级官员“皆得目击心存,力行无倦”。
刻于桂林月牙山龙隐洞的《龙图梅公瘴说》碑,至今仍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该碑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梅挚作,碑高193厘米、宽120厘米,宋绍熙元年(1190年)刻。
北宋名臣梅挚于景 元年(1034年)任昭州(今广西平乐)知府,他借用南方特有的瘴气来比喻当时日益腐败的官场风气,写出了针砭时弊的《龙图梅公瘴说》。文中,梅挚把“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昏晨醉宴,弛废王事;侵牟民利,以实私储;盛拣姬妾,以娱声色”等官场中的丑恶行为,比喻成租赋之瘴、刑狱之瘴、饮食之瘴、货财之瘴、帷薄之瘴等五种能致人死地的瘴气,对官场中的腐败风气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并以此对仕人加以劝诫。这篇文章一经问世,引起了朝中清廉正直的官员和有识之士的重视。
《龙图梅公瘴说》问世150多年后的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广西漕运官朱 颜将之刻石于龙隐岩以警世人并亲自题跋,这篇文字两倍于正文的跋文对《龙图梅公瘴说》作了精辟的阐释,他把人的生命和道德联系起来,认为如果谁沾染了“五瘴”,必然会导致死于非命,即使身处中原也不可避免。朱 颜以自己在“瘴疠之乡”为官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岭土能瘴人耶?亦人自为瘴”这一发人深省的论题。
由于《龙图梅公瘴说》有着积极的思想性,千百年来被广为传颂。1963年,著名学者郭沫若游桂林时,在碑前沉思良久,并留下了“榕树楼头回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的诗句。
在《龙图梅公瘴说》碑旁,“世节堂”三个书径为130厘米的大字,同样引人注目。刻石者为南宋名臣、文学家方信孺。方信孺是福建莆田人,于宋嘉定六年(1213年)春到桂林,任提点刑狱。巧的是20年前,方信孺的父亲方崧卿也在广西任转运判官,父子先后同地任同职。为了褒扬父亲的美德,警醒自己,方信孺重新修缮了他父亲的办公之处,定名为“世节堂”,特请被贬谪到融州(今广西融水)的好友、南宋名臣易祓书匾,刻于龙隐洞,以示世代永葆节操。方信孺在任期间的确做到“政简刑清,所至不扰”,不以政扰民,使得百姓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