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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遇见金城江

[时间:2017-08-07

阅读札记

张燕玲

“巴金平素态度安详,很少激动。”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如是说,如此看来,七十几年前抗战的巴金在其《别桂林及其他》的平实从容,便是他的本性了。文章四千多字,分四则描述了巴金1942年3月的北上行程:《别了,桂林的夜》《在金桂通车中》《金城江》《河池》,使我们得知他与河池与金城江的二次相遇,得知金城江与河池之于巴金,就是一个他的人生驿站;而巴金之于金城江,则是一个挂在民间嘴边、历久弥新的传说。

是的,巴金安详,他下笔也通俗如叙家常。我们无从了解他第一次金城江之行,但上述两则七十几年前的文字,却令我多少感受到巴金与金城江的第一次相遇,尤其他对萧珊的爱恋,并为之沉醉。在我看来,《别桂林及其他》其实就是家书,战乱年代,家书抵万金啊。一个过客,把行旅中的衣食住行一一禀报爱人,因为这第二次萧珊不在身旁,39岁的巴金,不同于半年前第一次到金城江。那是1941年9月8日,他与未婚妻萧珊等从昆明出发,路过金城江再到桂林,创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并为桂林抗战文化城涂抹了浓重的一笔。也正因为此次与萧珊同行,无需报平安,便没有了文字记载。

于是半年后,一个变动不居的过客,如是告诉他曾经一同来过的恋人,眼前一切不如从前了,不仅仅是金城江的问题,以及“金城”这过于堂皇的名字,而是因为你不在,我急于赶去与你相见,临时改了主意直奔河池,等票,再贵州,再抵达重庆你之所在。巴金重视他33岁的生命节点,那年,他的师友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他有幸遇到他一生的爱人萧珊,彼时还是未更名的上海爱国女校学生陈蕴珍,抗战爆发后,萧珊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开始了奠定她身为翻译家的早期训练。

于是,一份家书成就了一段历史。

“金城江比半年前繁荣了。那么拥挤的人,那么嘈杂的声音,新的建筑,堂皇的名字……我几乎以为这是另一个地方。”国破山河在,战乱中四方难民成就了天下无数金城江这样的小镇,这种因为交通枢纽而虚胖而传世之地。尽管,已经找好挑夫,并等候检查行李――民国时期也是要安检的,哪怕偏僻如金城江。正欲往金城江深处走去,但物是人非的,这与半年前不一致之处,肯定触发了巴金某根神经,于是“我忽然改变了心思,从检查处出来,我吩咐挑夫跟着我去汽车站”,去河池。

我一页一页翻读着周立民的《巴金手册》,从巴金的年表与记事中,一路寻索下来,就可看见金城江与河池,只是巴金在抗战时期逃难驿站中的一个,包括贵州,都是他辗转于上海、桂林、昆明、重庆抗战文化中一个个的人生小驿站,时局的混乱不堪与其匆匆赶路,并能安放简易书桌,或以竹椅或以板凳为案,写下一部部重要作品。这当然来自巴金个人的文学禀赋,无论外部如何,作家永远不会丢下手中的笔,一如巴金所言“放下笔我又感到窒息”,他是要把国难的愤恨吐出,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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