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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河北 人文之美】中山争雄

[时间:2018-11-09

千百年来,世人渴望探究战国中山图强与兴衰的详细过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根源?随着中山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中山历史的种种谜团渐次得以解开。梳理战国中山的历史轨迹与文化演变,可见其具体生动地展示了北方与中原的交融进程。这一点既是中山文化的异彩闪光之处,也是中山文化的核心魅力所在。

一

与战国七雄等大国相比,中山国无疑属于小邦。车不过千乘,地方五百里,于燕赵魏齐夹缝间,左右周旋顽强生存。

发源于五台山地的滹沱河、唐河,东流横穿太行山脉,在山前形成肥腴的冲积扇平原。太行东麓、两河流域的这片沃土,正是战国时期中山国所在的核心疆域。

中山之名,屡见于上古文献,但所载相关史实非常零碎,且大多穿插于那些名邦大国历史的字里行间,难于串联成一段明晰完整的中山国史。可能正是因此缘由,在司马迁所著《史记》的一百三十篇之中,未设专门记述中山历史的单独篇章。虽然如此,关于战国中山的一些片段史实、隐约史传等,还是足以让中山之名进入战国名邦之列。

与战国七雄等大国相比,中山国无疑属于小邦。车不过千乘,地方五百里,于燕赵魏齐夹缝间,左右周旋顽强生存。然而竭尽奋发图强,至公元前四世纪末期,中山国力日渐鼎盛,竟能与三晋及燕比肩争雄称王,不久又北伐迎燕、南战击赵,一时璀璨成为名邦。然而好景不长,至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千百年来,世人渴望探究战国中山图强与兴衰的详细过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根源?但囿于史料的零散与缺失,中山国史实的真相隐约显现在历史的迷雾中。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山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中山历史的种种谜团才渐次得以解开。

1974年,滹沱河北岸平山境内的七汲村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战国中山王墓,墓内不仅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而尤为重要的是一些青铜礼器上刻有长篇铭文,其内容记载了中山国的许多史实。中山王墓随葬的铜礼器铭文,犹如中山王室的宫廷档案。这些珍贵的文字,补证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谬误。以此为契机,滹沱河、唐河流域相继又有很多的考古发现。在历史和考古学者们的科学考证下,战国中山的历史进程变得愈来愈清晰。

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

二

从特定意义上讲,春秋鲜虞文化可以视作战国中山的主要渊源,战国中山文化是在鲜虞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更新而来。

中山之名在《左传》中始见于春秋末期,但并未涉及立国详情及渊源。而西晋的杜预在为《左传》注解时则断言“中山即鲜虞”。这便是将中山与鲜虞联系起来的始端,进而推论春秋之鲜虞又名为中山。但两者之间究竟属于一脉同系的前后传承,还是一种异姓外族的接替置换?至今并无确凿而全面的科学依据,但考古发现则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的解释。

太行东麓,滹沱河、唐河之间的地域,在战国中山之前,历春秋一代,本为鲜虞国故地。换言之,战国中山的核心疆域基本沿承了春秋鲜虞国的范围地域,鲜虞之名,或来自于滹沱河支流鲜于水,或是中原华夏族呼北方异族之称。当时,鲜虞与戎、狄等族主要活动于中原的北疆地带,同属于华夏系统之外的北方民族。

春秋时期,晋国乃中原大国,不仅竭力争霸诸侯,而且还积极向北方与东方拓展。鲜虞国正处于晋国的东北边地,恰是晋国向东扩张的阻碍。翻阅《左传》,历春秋一代,“晋伐鲜虞”之类的记载,屡见于晋国史实的字里行间,但终春秋之世,晋国始终未能攻克鲜虞。鲜虞的顽强不仅反映了国家的实力,同时也是民族文化比较发达的体现。

经过多年考古发现的积累,如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春秋鲜虞文化发展的盛况。今唐县、行唐、新乐、平山等地,均发现有春秋鲜虞人的墓地。葬制与葬俗最能反映出墓主生前的身份及生活情态,因此是最具文化属性的物化证据。鲜虞人的墓葬与中原地区的墓葬风格迥异,流行石块垒砌或堆叠的积石墓,随葬品一般包括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一组是鲜虞文化特色的青铜鍑、瓠壶、金盘丝、兽形金牌饰等,代表着北方民族的文化特性;另一组则是中原风尚的青铜鼎、甗、罍、敦、匜等,反映了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

进入战国,中山人继承了鲜虞人的某些主要文化传统。这一点有来自于考古发现的证据:今唐县、曲阳、行唐、新乐、灵寿和平山等地,均发现战国早期的中山人墓地,其葬制与葬俗包括两种形态:其一为鲜虞文化传统特色的积石墓,随葬品除北方系风尚之外,还存在中原系风格的器物,此乃鲜虞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延续;其二为中原风尚的土坑墓,随葬品也属于中原系风格。由此说明,至战国早期,原鲜虞故地的居民身份构成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保持北方文化特性的鲜虞人群继续存在,但同时又出现了单纯运用中原文化的华夏居民。此正是新生中山国的文化特色。

在未有确证文字的考古发现之前,尚不能论定鲜虞到中山之间在国家组织、王室成员身份等方面的确切联系。但目前的实物考古证据表明,从春秋鲜虞到战国早期中山之间,至少在核心疆域、国民主体、文化特色等许多方面均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承。若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讲,春秋鲜虞文化可以视作战国中山的主要渊源,战国中山文化是在鲜虞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更新而来。

三

中山国史大致经历了立国、降魏、复国、称王、伐燕、抗赵、衰落至覆灭等几个时期,兴衰存亡颇为周折,一时繁盛转瞬而衰。

战国中山国约始建于春秋战国之交,至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存在了近二百年。其间曾一度失国中断二十余年,因此实际存在时间一百六十余年。根据文献和铜器铭文,学者们考证中山国王的世系至少历有7位国君。中山国史大致经历了立国、降魏、复国、称王、伐燕、抗赵、衰落至覆灭等几个时期,兴衰存亡颇为周折,一时繁盛转瞬而衰。

战国中山处于燕、齐、赵、魏等大国的夹缝间,生存面临邻邦挤压,发展受到四方局限。立国初期的中山,国力不久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考古发现的中山早期文化,已接近周边诸侯大国的水平。公元前406年,魏国伐中山三年之后才将其灭掉,反映了中山国力的顽强。约在公元前380年前后,中山得以复国,驱除了魏国的统治。

关于魏伐中山的原因,《吕氏春秋》曾分析说:“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据此,中山之亡似乎是缘于君臣失德、世风腐坏。但事实上,此种形态极可能是早期中山人沿用原鲜虞人的固有风俗。因此,中山亡于魏的主因,恐怕还是魏国的强盛与扩张,当时之世大国争雄及兼并小邦乃平常时事。

中山复国不久,便受到南边赵国的屡屡攻击。赵国甚至一度深入中山的腹地,进攻中人城(今唐县境内)。面对强敌压境,为免再遭亡国之祸,中山开始奋发图强,一方面壮大国力,一方面开始在边境修建长城。这些措施很快收到效果,中山开始扭转局势,反击赵国。在南境线附近,中山采用引水围攻的方式,进攻赵国的鄗城(今柏乡县境内),致使赵军几乎失守,令赵武灵王大为震惊。

随着国力的兴盛,中山国进入最辉煌的顶峰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即“五国相王”运动和伐燕。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与中山等五国相约称王,此实际上是当时合纵战略的一种策划。齐国公开鄙视中山,称其为小国无资格为王。尽管如此,中山毕竟于名分上是一种收获,国家名望至此达到顶峰。公元前314年,中山伐燕。起因是燕王将王位禅让于大臣,不久发生内乱,齐、中山便借口正君臣名分而征不义之邦,乘机北上伐燕。中山此次征讨燕国,不仅攻城占地,还收获了大批财物。中山以千乘小国,与万乘大国齐国并肩,征伐另一个万乘之国——燕。另外,此前中山还南战赵国取胜。当此之时,中山北伐燕、南败赵,争雄于强国大邦之列,实际国力达到顶端。这一时期的中山王正是(cuo),也就是考古发现的平山中山王大墓的主人,该墓内出土的铁足铜鼎铭文中,对伐燕之胜极尽歌功颂德。

然而就在中山还沉浸在功名双收之时,南边的赵国正在酝酿着“胡服骑射”变革。赵武灵王发奋要“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开始着手大规模北伐。接下来的十余年里,赵国不仅屡攻中山,还直挺北方抵达阴山脚下。中山在赵国的进攻下,日渐衰落,至公元前296年终于被赵所灭。

关于中山衰亡的原因,《战国策》中存在多种分析:一说中山崇儒学而轻武备,因此被尚武的赵国所灭;二说与前说正相反,言中山穷兵黩武故招致亡国;三说中山近齐魏而远赵,故亡于赵。事实上,中山之亡于赵,除因赵国誓统北方的扩张国策外,主要还是由于两国实力悬殊。中山虽亡,但毕竟图强争雄,曾辉煌一时,在战国历史上占据有光荣的一页。

山字形铜礼器

四

战国中山在继承鲜虞浓厚北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燕齐魏赵等四方文化的精华,创新再造出了别具特色的中山文化,在战国诸侯文化之林焕发着异彩之光。

中山前期的都城在“顾”,具体地点尚未得到考古确认。中山复国后的都城在灵寿城,故城遗址即今平山县境内的三汲村附近,已进行过大规模的考古科学发掘。灵寿城不仅是中山的都城,也是战国时期燕赵之间的著名城邑,与燕都和邯郸同属太行山东麓的重要城市。

都城集聚四方之精华,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实力和面貌。灵寿城规模宏大,占地约16平方公里。全城分为东、西两城,两个城区的城市功能判然有别。东城为行政和生活区域,包括王室宫殿、普通民宅和手工作坊等。西城以及西郊属于专门的王室陵墓区,著名的中山王墓即坐落于这一范围。

东城是灵寿城日常生活的核心。城内北端正中有一座海拔近200米的小山,山麓之南即为王室宫殿区,殿堂依山面南,宏伟而开阔。这是灵寿城最具特色的设计,《水经注》将此类形态称之为“山在邑中”。王室宫殿建筑在高大的夯土台上,地面铺设大型的花纹砖,屋顶覆瓦并有装饰华美的瓦饰。手工作坊区行业分工明确,有铸铜、铸铁、制玉和制陶等。铸铁作坊发现大量的陶范,种类包括各种类型的用具、工具和武器等。中山的铸造业相当发达,中山王墓出土有许多上乘的铜器和铁器即是证明。

最能反映灵寿城文化面貌的是中山王陵的考古发现。中山王墓出土有大量精美的铜器、金银器、铁器、玉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是中山文化发达水准的最佳代表。青铜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典型作品如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错金银犀形插座、错金银双翼神兽等。而铁足铜鼎、夔龙纹铜方壶和铜圆壶,则是刻有长篇铭文的重器。错金银铜版兆域图,用金银镶错出的陵园平面设计图,不仅注明了建筑名称及尺度,还刻有中山王命的铭文。形制独特的大型山字形铜礼器,则被视作中山特色的典型器物。这些珍异奇巧的文物,体现着高超的金属工艺制作水平,是当时手工业和艺术发展的综合成果,而铜器铭文同时又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灵寿城遗址是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出土的珍奇文物制作之精、史料价值之高为世人瞩目。这些绚丽的物质文化不仅代表着灿烂的中山文明,同时也是战国时期北方与中原文化融合升华后的结晶。战国中山在继承鲜虞浓厚北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燕齐魏赵等四方文化的精华,创新再造出了别具特色的中山文化,在战国诸侯文化之林焕发着异彩之光。

五

梳理战国中山的历史轨迹与文化演变,可见其具体生动地展示了北方与中原的交融进程。这一点既是中山文化的异彩闪光之处,也是中山文化的核心魅力所在。

无论春秋鲜虞与战国中山之间的衔接是否全口径,可以肯定的即是原鲜虞人群的绝大多数在进入中山后依旧留守于故地,鲜虞文化的主体得以继续发展并逐渐更新。这一过程就是北方民族融入华夏集团的进程,也是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更新的整合时期。梳理战国中山的历史轨迹与文化演变,可见其具体生动地展示了北方与中原的交融进程。这一点既是中山文化的异彩闪光之处,也是中山文化的核心魅力所在。

中山融入华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崇尚儒家”。中山王墓出土铜器的铭文中,多处袭用或模仿《诗经》的句子。《中山策》记载说,赵武灵王伐中山前预先派人去侦探,探者回报言:中山君贤明,朝贤举士。中山伐燕时声讨燕国君臣易位、不合礼仪,攻燕之战就是正君臣名分、维护礼仪的正义之举,此乃中山“尚儒”的一个实证。

但文化意义的融合与更新的表象之下,除了和平交流与合作之外,大多数时间无疑是严酷征伐与兴亡。中山代鲜虞,魏国代中山,中山再复国,赵国灭中山,最终赵国又被秦国所灭。诸侯政权频繁更迭,地方文化深度融合。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法则。

中山虽小邦国,但图强争雄于燕赵之间,正是促进民族与文化融合的先锋。赵武灵王在图强北伐时曾说:“今中山在我腹心。”这句话不仅说明了中山与赵的本质关系,也恰好阐释了战国诸侯争雄兼并的本质意义。中山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赵国疆域之内,其文化也包容于三晋文化之内。赵武灵王兼并中山,北拓至阴山脚下,于是长城北移,华夏集团北进。

此后,秦始皇又兼并六国,联秦赵燕北边长城,隔断匈奴于漠北。这一历史进程就是华夏集团与北方民族不断碰撞、融合的长期过程。中山历史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段闪烁着异彩的华章。这正是战国中山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承鲜虞融合而更新,创立中山异彩文化;虽为小邦而不卑微,图强争雄融入华夏。(文/段宏振 图/除署名外均为河北日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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