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白鹿原，金黄色打底，电影《红簪子》已拍摄过半了。在这个离西安市不太远也不太近的白鹿原影视城里，旅游的看客们目光聚集在关中风情的街道上，嘴里竞相哈出糖饼或油泼面的热气，而在街道另一处，《红簪子》片场内，导演监视器跟前，郝平正目不转睛盯着屏幕。
“咔！”他突然喊了一声，站起来小跑到演员面前，连说带演，领着演员一块儿走戏，身上和他们一样，也是一身儿西北农民的粗布衣裳，讲戏的时候，身边时不时有工作人员被逗笑。在这部戏里，他除了做演员，还要做导演。
是2009年那部大热电视剧《蜗居》让郝平和海清、张嘉译等演员一起走到了大众范畴的视野内，但实际上从1988年直到现在，郝平始终没间断地工作在舞台、荧屏和银幕上，期间还做过8年配音演员。
这部《红簪子》剧本出自史建全之手，对，就是圈里人都尊称为“史爷”的编剧大师，曾写作过《无悔追踪》《鬼子来了》《三枪拍案惊奇》等作品。再细看这部电影背后，你同样能发现它不容小觑的阵容：出品人谭秋宁，正是2015年中国内地“年度最佳影片”《一个勺子》的出品人；而总监制江平，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和总经理。
作为一个从未学习过导演专业的人，郝平这部从演员正式转行至导演的电影处女作，是凭借什么得到了内容和制作上的强大支持及认可呢？他具备多大的能力，或者魅力？
“拍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我会笑场的！”
郝平身上有那种理想主义的演员常常会显现出来的特质：诚恳、直接、谦和，也无惧。描述一场戏的时候，眼睛里会闪光，一种来自演员的细腻生动的深情，心里满当当是戏，装着那些灵活的画面。但他的理想主义是不止囊括了深情和身体力行，还包含非常准确清晰的个人指向。
“我拍的永远是现实主义题材”，他说，“我永远不会去拍玄幻的东西，不接受，而且是抵触，我会笑场的。”
他没有演过任何一部吊钢丝的戏。一根钢丝吊下来，凭空从天上飞下来一个人，用剑气写一个字，他会说，别扯了。“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违背了我对艺术的认知，我觉得那是外太空的生物，和我从小受到的戏剧教育背道而驰，戏剧教育是非常简单的，真听，真看，真感受”，由戏剧出身的他无比在意这三件大事：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怎么去做。不是不可以演，有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就可以演，言行举止都不能是生造的。
所以史爷的本子彻底打动他，大情怀之下的小人物，在特殊的语境和地域性之中说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有些话还说得挺狠，是很多写电影的人连碰都不敢碰的那些词儿，史爷真写。《红簪子》里有一场戏，劝人把刚捡回来的小孩儿扔掉，有一句台词：“还不如当初就把他娘的眼子堵上，不让这孩子生下来！”狠吗？狠，可你听上去是舒服的，因为这就是那个人物在那个时候最应该说的话。
什么是应该说的话？就是人性里特别有味道的那些东西，爱，嫉妒，还有很多小情绪。北方农村地区对爱的理解，是有地域性的，这个故事永远不可能发生在香港，或什么别的地方，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北方，特有的环境下才会出现的人和事，根植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故事，看似有局限和约束，反倒是给了郝平一个想象力的支点。
“二度创作是一种美”
《红簪子》的故事从1936年一直描写到2017年，一个庞大的时间跨度，正好是新中国的发展史，也是充满创伤的那些年。一个女人为了爱，守候一生，又历尽变故和动荡，这难免让故事显得残酷心酸。“但我拍一个电影，真的是为了去呈现那些残酷的东西吗？”郝平觉得不要。
“这个故事的时代里，有一个特别传统概念里伟大女人的形象，但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是特别大，我会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加进去别的东西，以幽默诙谐为底色，笑中带泪，泪中带笑。残酷性是有的，但不刻意去呈现那种残酷，反而是幽默和机智的东西会更有力量。”
早先剧本里，有四个女孩子被嫁给了退伍军人，几个老兵，有的在战争里断了腿，有的瞎了眼，有的缺了胳膊，“一个十八九的小姑娘，扶着一个身体残缺的老兵，从画面上首先就只会呈现出两个字——残酷，它不可能是美”，郝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要过多的残酷，他要的是幽默，“我不想过多展现那个年代对人造成的扭曲”，在导演的身份和视角内，他对这份工作并不生疏，也不迟疑，他没有侥幸，因为凡是导演让你看到的，就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
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郝平不喜欢那个苦劲儿，太苦了，一个女人经历了一系列特殊年代，“那是否这样呈现，取决于导演究竟想要什么。我不想要它的残酷，我只要它的幽默。”要把一个苦情的剧本拍成风趣的喜剧，可又不是纯粹粗暴地去修改剧本，除了史爷自己绝对不同意修改，郝平也不准备把焦点放在如何去修改原剧本上，剧本是既定的，导演的工作是选择去呈现什么，才使其成为一个导演作品，“我在这个本子里看到了很广阔的空间，而且是我可以如鱼得水的空间，虽然每个人创作的时候，想法都不同，但我们能用自己的方式达到某种契合”，既守住剧本本身，也守住导演的表达，这才是二度创作的美和意义。
“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个喜剧导演。”
一听到那些定义特殊年代的专有名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苦，而且有一种被命运重压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是没那么舒服的，但这就是剧本原来的故事线，怎么拍，一个导演有一个导演的处理方式。
郝平想把特殊年代的戏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做，要好玩，要让你哈哈大笑的时候，又一下子有点心酸，但很凄惨可怜的时刻，又要一下子被另外的事情打破。这才是喜剧。坚持用幽默去处理残酷的东西，就像他坚持用幽默去生活，舞台和现实世界一脉相承，说到底做导演，其实还是在做人，什么样的导演就拍什么样的电影，是“你选择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郝平自己的性格，不喜欢苦哈哈的东西，爱开玩笑，爱把现场气氛搞得其乐融融，爱把玩笑不经意间融入戏里。“在我这个组里，不允许出现骂大街的情况，每天创作会的时候我都在说，来到剧组都是亲人，都是来帮我们的，一定是这样能出来好作品，你如果破口大骂，别人压力一大，一紧张，全完蛋。”
多年演员经历，郝平出演的大部分是喜剧，从骨子里他就对悲情或苦大仇深的态度很反感，“干嘛非要用那种视角去弄呢？现在想想以前演的一些戏，我要是再来一遍，肯定也给它搞成一个喜剧”，他说。悲情的，有别的导演喜欢，那就让别的导演去拍，郝平绝不，他认定自己了，就是一个喜剧导演，“我只能成为一个导演，就是一个叫郝平的导演。”
于是，他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群人身上，试图从喜怒哀乐的，有趣的，有关怀的，有猜疑的多面性里，寻找出每个人物的特质，一种在这里生存下去的能力，是非常机智且幽默的东西。“我不会出现一句口号，我不想让它出现口号，就是不要让它出现，这样反而好像形成了一种影片的风格，史爷有句话写得很准确：不管好人还是坏人，是人都得活着。”
“这样的情节，哪里是写得出来的？”
郝平曾经在《毒战》里出演“哈哈哥”，一个在码头贩鱼的大哥，原来的剧本里却没有这号人。不，应该说，是没有原剧本的，杜琪峰拍电影没有剧本，他沿用了最传统的戏剧幕表制，一份大纲，没有台词，甚至连大事件都不会有。哈哈哥在大纲里其实是“虾蛤哥”，被杜琪峰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讲出来，听上去就像嘻哈哥，在郝平的提议下，这个人物才变成了最后的哈哈哥。
和杜导聊戏的四五个小时之中，郝平注意到旁边还有一个人，长发，在迅速记录着聊天内容。两天之后，郝平一看新的剧本，和自己聊的内容一模一样，也才知道那个长发的记录者，是韦家辉。
拍这场戏的时候，本来所有人都以为晚上九十点就能收工，但杜导突然让大家全回去休息，不卸妆，凌晨四点再过来拍。凌晨四点，从演员到场工全都是迷迷瞪瞪没睡醒的样子，导演就是要所有人都有那种眼里带着血丝的状态。
“你让一个演员演出毒贩的样子，那太难了，演什么？不用演，那种说不出来的愤怒，混沌，很复杂，但出来以后就是毒贩，这一点我太佩服杜导了，我相信这是他特意安排的”，郝平“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去创作，这样出来的东西是最有智慧的灵感的，是编剧没办法一开始就写好的”。
和大师级导演一起工作的经历让郝平深信，全员的灵感都要吸收，不管是演员，还是现场摄影团队，每个人在自己的视角下，想法都不同，有意思的就都要用。“这是这次创作团队让我最开心最愉快的地方，我不喜欢他们只是按照剧本工作，没有创新，我特别不喜欢”。
“这个团队让我感到很骄傲”
没有专门去进行过任何导演专业的学习，但郝平对自己的电影处女作全然有信心。“我干这个行业很早，经验太足了，十七八岁就在剧组当场务，算下来做演员也快三十年了，对人跟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和情感的把握，我相信有些没做过演员的导演，不一定有我这么敏锐。”
从细微处着手，再生长出一场戏，这可以说是非常郝平的一种导演手段了，用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来替代其它累赘的表演，并且在拿到剧本的时候，所有角色他都自己预先演一遍。
什么是好的导演呢，有些导演会非常禁锢在自己的思想里，一定要演员走到某一个位置，说台词。台词一句不能改，机位摆好了，演员过来，坐下，说台词。“我就觉得为什么，你都不知道演员会怎么演，怎么就要让人先坐下呢？”郝平会说，我先给您演一遍，您看看这样好不好。好的东西就是要用啊，轮到他自己做导演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态度。
“有些电视剧为了抢戏，一天要拍二十几场，可以套拍，大家都知道，但只要是稍微好一点的剧本，我还是会纠结的，哪怕你不给我正面呢，就给我一个背影，我没关系。”
把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汇总，吸收，最后做出一桌满汉全席，这是郝平所认为的导演功课。“我们都说电影是导演中心制，是导演的个人意志，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导演是一个召集者，编剧有编剧的思想，美术有美术的思想，包括服化道，都有他自己的灵感，我把他们的灵感抓到一起，做了一道菜，这是一个好的导演。”
他不信这世界上就有一套一开始就完完全全设计好的剧本，能毫无变动地执行到最后。故事框架一定是准备好的，但每个演员都会有自己的特质，按照每个人的特质去导戏，演员演得爽，观众也看得精彩，所谓变化，是个常态。
前几天，剧里的女演员在朋友圈里说，最近突然喜欢上了脏兮兮又帅气的自己。这让郝平相当有成就感，“我发现她身上有一种特质，直接，胆大，情感细腻，能立刻进入到情感状态里，找到人物的那种感觉，她平时的步态和说话的样子都变化了，就和戏里的人物一样，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骄傲”。
摄影团队，和郝平也是老相识了，知道他的风格，知道他要什么，这已经不是头一次合作了。在郝平心里，摄影老师们是一种“相互给力”的存在，他们有一种宽容而专业的姿态，“我们摄影师完全不控制演员，不可能为了一个多美的画面去限制演员表演，我们不是摄影展，控制他干嘛，就让他演戏嘛，这么多年我也遇到过太多这种情况，最后会变成什么呢，演员会觉得那行吧，就这么来吧，没有任何想法，快速演完，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最大的难度是经费，没有这个问题我什么困难都没有。”
他说自己还是有点捉襟见肘的，有一场拍摄，他让道具去村里买一些鸽子，一问，要不没有，要不鸽子还挺贵。这意味着你最好只拍一条，一次就成功，但鸽子哗啦啦飞走了，角度不行，就得再买十只，然而再拍也不见得就可以，因为你不知道鸽子会往哪里飞，只能一遍遍去抓，你不可能跟鸽子说，来，我们先走遍戏。
郝平最后扔掉了这个想法，也不给自己添麻烦。但如果经费足，他还是想这么拍，“吴宇森不就放鸽子吗，拍六百条，总有一次能撞上，我现在要是拍六百条，制片人该过来喊我走人了”。
拍摄自然灾害时期的场景，他需要一片极其荒芜的环境，但白鹿原附近的农村山地还是会有植物，玉米地，高粱地，种着庄稼，找不到一个地方是完全能避开这些植被的。“我们不是几个亿的大片，要是有几个亿，那我就直接把剧组拉到无人区去拍这一段”，但后来他无意中有了个灵感，不拍大全景，用老乡们会垫在地上坐的那种玉米皮子，巧合中凑成一个“饥”字的形状，这种妙趣大概只有中国人最能会心一笑，这不就是我们传统的“人海战术嘛，奥运会翻牌子的感觉，很中国的一种方阵”。
投资人其实有一种非常洒脱的心态，一早就告诉郝平，别有顾虑，想到什么，就尽情去实现。可他自己会想啊，“我不能这么干，我肯定会顾及到商业上的事情的，只能是尽量在我能做到的情况下，不损失影片层次和质感，又加入商业片元素，这样才是个称职的导演，要不然人家找我，只是让我过把瘾吗？”他是想成为一个商业导演的，一个商业喜剧片的导演，有可能，是商业里最文艺的那种。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去“做梦”，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存的郝平导演，“如果投资人给两亿，我完全可以拍得更好”，他的多年梦想，是拍枪战片、动作片，他还有一个梦想，搭一处景，让所有游客走进来的时候，都换上戏里的服装，他设置好钢索，机位，全程偷拍，直到影片上映，游客们都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开的机，让这些原本置身事外的人，无意中成为电影的一部分。“游客拿手机拍都没有关系，我就把这个电影变成一个有超前意识的东西，这种感觉多棒啊！”
最后又说回杜琪峰，说起《枪火》里那场经典镜头，六个兄弟在走廊上的漫长等待，等待随时冲进房间，去杀死他们的兄弟老七。百无聊赖之中，几个杀手一来一去地互相踢一个小纸球。这凶杀之前的消遣，安安静静地震撼人心。
怎么写出来的？他问杜导。杜导说，写不出来，就是在现场看到了那些无聊的工作人员，正踢一个团成球的通告单，这就是最有力量的戏。不是运气，郝平觉得，这是一种作为导演的能力，就算杜导当时没有看到这一幕，但他仍然可以拍出一场好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