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万岁》
纪录片《自行车与旧电钢》的导演邵攀则认为能活着拍纪录片就是挺大的问题，“拍摄资金算是小困难了，活着是最大的困难，当然这仅代表个人的看法。”他认为纪录片现在大都是非盈利状态，拍这么多年纪录片能活下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自行车与旧电钢》目前票房收入为22.3万。而这部片子的拍摄成本有三四十万，基本都是自己掏钱贴的，花了三年时间拍完。
关琇是纪录片电影《喜马拉雅天梯》及《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幕后推手之一。谈及资金构成，关琇认为如今中国纪录片的制作资金流程不算完善健全，找投资确实充满了难度，“我们特别爱纪录片，找到投资确实是挺难的，经常也拍着拍着就没钱了，这时候就不断拉赞助、借点钱来解决。如今让它登上院线不是说预计要有多少回报，主要是看中院线的影响力，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
如今纪录片不断登上大银幕，关琇也认为这个类型的影片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院线是商业机构，如果认为你的观影群体不大排片低迷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从纪录片导演的角度也希望给到更多的支持，“现在很多三四线城市也有很多喜欢纪录片的观众，所以观众是一直在的。”被问到“靠拍纪录片能挣钱吗”，关琇坦言，“纪录片迷人的地方在于你的题材和记录的历史都处于时代洪流中，对我来说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越久就越有价值，也很有必要。”
《大三儿》
4 纪录片究竟有没有人看？
如何解决排片低迷？
精神文化产品日益丰富的当下，国内外优秀的纪录片作品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观众“不买账”依旧成为影市的家常便饭。每当有纪录片的上映都有无数自媒体、影评人不断呼吁关注影片，纪录片一上映伴随着低迷的排片占比也成为业内心知肚明的事情，这个唯票房马首是瞻的电影市场里，纪录电影很难成为爆款，引领大盘观影热潮。
很多业内人士觉得，纪录片并不是没人看，而是商业电影的宣发方式并不适合纪录片，它不可能像商业电影一样有几千万的宣发经费，但影片如果不宣传，观众不知道，商业院线影片上映如此密集很容易被淹没沦为炮灰。从事院线工作多年的院线经理李玉霖表示，目前，中国商业院线的大多数纪录电影还不用奢谈发展，好好解决生存问题更为实际。
国产纪录片制作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吸引观众的兴趣点也是原因之一，再加上相较故事影片，纪录电影属于慢热型，很难仅靠前三天的票房判断其后市表现。他提到，目前影城经营成本较高、压力较大，但纪录片观众确实还有待培养，作为主流商业院线来说，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显然比情怀更有说服力。
《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
目前，大部分国产纪录片在市场上的表现并不是太理想，有的票房收入仅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万元。但在孙红云看来，虽然在当时来看片方没有赚钱，从长远来看实际上赚了不少。因为纪录片和故事片不一样，故事片这一轮在院线放完之后就没了，但纪录片是可以做长线放映的。
比如《我的诗篇》2017年年初上了院线，但在此之前和之后都以点映的形式与观众见面，现在很多城市还有点映，它这个点映的体制已经建起来了。如果说纪录片就走一轮院线的话就很难，在院线基本就是一日游，但它如果做长线放映的话，可以后发力，在几年之后就能回笼资金，这是纪录片和剧情片最大的不同。“就听他们在喊着说赔，其实纪录片赔得很少。回过头来再卖网络，卖电影频道也还行，肯定能收回来成本，这都是可以长线去操作的。”
理想状态下，纪录片的正常循环链应该是走市场、走受众，网络和影院是两个真正的检验途径，靠政府扶持都不是常态，一定是要靠它形成一种良性的链条，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一定会有艰难，但它确实在成长。
【大数据】
根据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获得广电总局电影局过审的纪录电影一共有44部，进入院线放映的中外纪录片9部，有79.5%的纪录电影没有进入到院线；纪录电影总票房为2.6亿元。
其次，根据往年的市场来看，纪录片电影每年的票房总量占比整个电影市场都是十分少的。即使是在2016年纪录电影总票房有近7亿的情况下，10部“纯纪录”、非综艺衍生品的纪录片票房总量却只有3150万元，余下的票房皆由《奔跑吧兄弟》等三部综艺纪录片所获。
2018年上院线的纪录片有13部，票房最高的是《厉害了，我的国》4.8亿，13部纪录片总票房为5.69亿。（部分数据来源于猫眼及豆瓣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