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赛会合影，前排为评审委员，左起李慧芳、王酩、于是之、马精武、陈荒煤、王扶林、戴临风、苏叔阳。后排为本刊及赛会工作人员，左起叶式生、靳玉珠、周建刚、王云龙、叶欣、贾露英、陈澈、沈基宇。合影者过半已作古
北影不但拍摄过许多被公认为艺术精品的影片，还办过一份在专业界和业余爱好者中颇受好评的杂志——《电影创作》。它为北影吸引、凝聚了大量的专业和业余作者，同时也对整个国家的电影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外它是一家独立的杂志社，对内则是北影文学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有幸伴随了它最后十几年的生命里程。
团体的小气候之和谐融洽
令别的部门羡慕
文学部作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龙头部门，历来是人才济济，高知云集，当时共有40多位成员，绝大部分是从业几十年的元老和中年资深人士。《电影创作》编辑部坐落于北影主楼三层的最东边，由老中青三代同仁组成，我属于中的一代。当年我们那个团体的小气候之和谐融洽，很引起了许多别的部门同事的羡慕。
主编由文学部主任王陶瑞先生兼任。他长我三岁，1964年毕业于川大历史系，腹笥丰厚，走起路来总是高视阔步，大有儒者风范。对我这位副主编采取无保留信任主义，日常业务完全交我主持，从不干预。不过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会来“争权”的。那是80年代末，本刊发表了一个题材比较敏感，但艺术上挺有新意的剧本，意外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剧本一向由我签发，我当然责无旁贷。这时陶瑞兄却起而声称，他是主编，此事应当由他负责。
当时编辑部最年长的是沈基宇先生。沈老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大学毕业就开始做文学编辑，50年代初进入《大众电影》编辑部，后来调进了《电影创作》。入行早，资历深，能力强，贡献多，待遇想必也该水涨船高吧？孰知不然，沈老先生是整个文学部和北影厂退休金最低的一群人中的一个。
请问理由何在？理由就在他入行未免太早，资历也未免太深了一点儿，以至于还没等到姗姗来迟的职称评定，先等到了退休年龄，所以干了一辈子编辑，最后退休时倒连个“编辑”职称都没有。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那退休金当然就低得可怜了。不只沈老先生，文学部的好多位资深编辑，如朱玫大姐、高时英、施文心(著名演员葛存壮的夫人)等人，都是“职称未评身先老”，退休待遇甚微薄。
令人感佩的是，沈老先生的工作热情竟丝毫不受这种不公正待遇的影响。数十年来，沈老先生与一茬又一茬电影界的领导人如夏衍、陈荒煤，著名艺术家如谢晋，以及各电影制片厂的众多编导人员都有交往，对电影界各个领域的知名人物、重要历史事件和种种掌故都非常熟悉，是组织这类稿件的最佳人选。
沈老先生除了组稿，还有一项特长，或者莫如说爱好，就是校对。校对本来应该另有专职人员，但一则为了缩减编制，二则由于本刊的专业性较强，一般校对人员也难以胜任，所以本刊自创刊以来，校对工作都由各位文字编辑兼任，全部文稿最后的通校则一直由沈老先生承担。每期刊物终校付印之后，老先生总要向我津津乐道，他在开印之前的最后关头，又从哪篇文章里校出了哪几个连作者自己都没发现的错别字，或者征引错误。我知道他一次又一次述说那些校对成果，其实毫无邀功之意，只是像垂钓爱好者发现有鱼儿上钩一般，把勘误时的每次发现都当作一大乐趣，拿来与别人分享罢了。
沈老先生长我21岁，但与我有同好焉：买书。其实他家里早已书满为患，但每逢有书市开办，他总要提前打电话告诉我，并向我反复说明地点和时间，唯恐我记忆有误。他自己更是每市必到，到则必买，买了之后再劳神费力，设法腾挪空间存放。
沈老先生年过九旬时依然精神健旺，常为出书的同行们义务作校对，并以校出错误之多为乐。虽然有时不免“校”枉过正，招致原作者的非议，他依然乐此不疲。四下搜书买书，再给同好们送书，许多年来也是沈老先生的一桩乐事。直到老先生离世前一两年，我还多次接到他的电话，说有哪几本特别好的书一定要托哪位顺路的同事转送给我。我总是尽力谢辞，不让他劳神费力，但往往还是拗他不过。
老伴过世后许多年，沈老先生依然独自住在那个四层高的两居室里。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看到那个环境，担心他年事已高，或有意外，多次建议他住到女儿家去，以便有人照顾。可他总是不听。我们也想过向他女儿提出这个建议，又怕造成他女儿的误解，以为沈老背后对女儿有什么怨言，反而有损于他们父女的关系。最后只好请集团离退办公室出面与他女儿联系，建议她把沈老先生接过去。后来听说沈老的女儿对此表示了赞同和感谢。但是最终沈老先生还是没能搬到女儿家去。他坚称自己一个人住习惯了，跟谁同住都不方便。其实哪是什么不方便，他只是不愿给女儿女婿添麻烦罢了。直到四年前以94岁高龄离世，沈老先生一直独自住在甘家口那栋狭小的老房子里。
美编和版面设计陈澈先生比沈基宇先生小一岁，也是中国电影界的元老级人物。那些年刊物数次改版，而版式和图文编排一直广受好评，陈老先生功莫大焉。陈老先生做事认真严谨，令人非常放心，十来年间从没出现过由于编排设计失当而延迟刊期的情况。陈老先生虽然年高，但童心不泯，除了在本刊尽职，还一直为儿童电影事业热心奔走，贡献不薄。当年他与沈老先生一并被视为《电影创作》的骄人耆宿。沈老先生离世以后，陈老先生就是本刊硕果仅存的最高龄元老了。
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多年来让我深感痛惜的是，比沈、陈二老年轻得多的几位同仁，反倒早早离我而去了。走得最早也最年轻的，是文编李园。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来到北影，先在《北影画报》当编辑，因几度向我约稿而相识，彼此很投合，后来便调到了《电影创作》。他比我年轻近二十岁，却也与我有同好焉：京剧。我自幼喜欢京剧，收集的音像制品很不少，常苦于无人分享。没想到眼前忽然出现一个年轻同好，聊起马连良的《十老安刘》或《审头刺汤》，杨宝森的《乌盆记》或《击鼓骂曹》，李园的点评都头头是道，很让我为之惊异。我那些收藏从此有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常来分享，岂不乐哉！
李园人如其名，长得圆圆乎乎，为人也一如其貌，随和厚道。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但业务能力很强，而且肯于担当。某期本刊发表了对本厂一位导演的采访记，李园执笔，内容涉及一部影片的署名问题，不料引起了本厂一位编剧的不满，要求在本刊发表一份声明，“以正视听”。本厂的编剧和导演在本厂主办的刊物上开打笔墨官司，显然很不妥当。我正为此为难，李园提议刊登一则更正，说明那是由于他行文不当，造成了编导双方的误会，谨向双方和广大读者致以歉意。一场萧墙之阋就此轻松化解。后来得知这一内情的人，无不对这位年轻人的襟怀表示赞佩。
可谁料到，那时肥胖和嗜酒已在悄悄侵蚀着他的肌体。1992年秋，全国电影厂文学部主任年会决定在九寨沟召开，文学部决定由我和李园两人出席。当时预订车票十分困难，李园就自己去西直门火车站买票，不料排队时心脏病突然发作。我接到电话赶奔北大医院，他竟再也没能苏醒，就那样撒手西去了。当时他年仅31岁。
继李园之后离去的，是文编王云龙先生。他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是北影文学部最资深的编辑之一。云龙兄文学功底扎实，审稿经验丰富，只是性格朴讷，拙于言辞和交际。
靳玉珠先生，1964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他身材瘦小，不修边幅，加上腿脚有幼年留下的残疾，乍看起来就像个半文盲的老农。我和靳玉珠先生有次闲聊时曾谈及《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我才发现他内养很深，与其外部形象真是判若两人，实不愧为全国著名夫妻教授陆侃如、冯沅君的高足。
云龙兄年长我11岁。我从玉珠先生口中得知，云龙兄在家排行老大，云南的家里还有好几个弟弟和多位亲属，但多年来由于工作繁忙请假不易，相对于当时的工资，路费也相当不菲，老来得子后经济负担又大增，回老家与亲人团聚就更成了一件难事。
也算天公作美，不久机会来了。我得悉一年一度的全国电影厂文学部主任年会将要在云南召开，继而本厂文学部为拍摄而组织的剧本选题中又有一个与云南有关的题材。我于是委派云龙兄围绕这两件事拟几个选题，到云南去约请当地作者写两篇稿子，以供本刊选用。我特意对云龙兄交代，云南去一趟很不容易(当时从北京乘火车到昆明要走53个小时)，约稿不必局限于省府昆明，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多跑几个地方。
尽管我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语气，云龙兄的神色还是有点儿激动，但公事之外什么话都没说，就像平常外出组稿那样去了云南。回来后交给我两篇约来的文章，也还是讷讷如常，没说什么客套话。但后来玉珠先生告诉我，这件小事让云龙兄非常感慨。其实我并没付出什么，只不过在职权范围内公私兼顾了一下而已。
云龙兄外表看去朴讷寡言，甚至有些窝囊，内心其实充满热情，而且手头很巧。无论哪个同事家里有什么活儿需要帮忙，他知道了都会主动上门，像个老工人似的抄起工具就干活，一点没有某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到了攸关命运的时刻，云龙兄更是最可信赖的人，绝不会出卖同事和朋友。已故的文学部资深编辑、小说家陈瑞晴大姐，就曾在本刊撰文回忆，当年她被打成右派，许多原来关系亲近的同事和朋友为了自保，在会场上纷纷对她展开揭发批判，云龙兄却不顾自身安危，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大约与不善于表达的性格有关，云龙兄恋爱成婚都很晚，得子时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对儿子极其疼爱，真正是无微不至。这种爱法儿对经济条件的要求是会与日俱增的。尽管云龙兄一向吃穿简朴，烟酒不沾，经济上还是有了捉襟见肘之虞。“节流”已无可节，他就想去“开源”，于是承揽了每逢周末为全小区居民播放录像的工作，放一次可以挣五元劳务费。云龙兄本来早就患有冠心病，但一为照顾年幼的儿子，二也舍不得花那笔手术费和营养费，多年不肯做手术，一直靠药物支撑着。录像播放地点是在气流不通，又没有旁人同在的地下室。这对云龙兄的身体分明很不适宜，但为了供养爱子，他不听众人劝阻，总是说没事儿，坚持要做下去。一个周五晚上，有人觉得录像播放似乎不太正常，进入那个地下室去查看，发现云龙兄孤零零躺在地上，已经因心脏病突发过世了。
那样一个正直淳朴、善良忠厚的老知识分子，为中国电影事业默默奉献了一生，最后竟然以这样悲凉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忍不住跑到主楼去找玉珠兄，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有时从云龙兄当年居住的11号楼后边走过，还是由不得会抬头望望六层东北角那扇后窗，想云龙兄要是还在，我能上去跟他聊一会儿家长里短儿，或者刚看过的哪部电影、哪篇小说，有多好啊……
九位评选委员都是顶级权威
那时北影厂经济形势很严峻，成厂长在中层干部会上多次号召各部门兴办公司，帮助厂里分忧解困。
石家庄文化局编剧老田，几年前我们应邀在上影厂改剧本时认识的。老田策划了一个兼有创收职能的比赛活动，来京与我商议，想邀北影合作：全国有成千上万在做明星梦的年轻人，非常热衷于模仿他们心目中那些偶像，其中可能有些人在形象、气质、声音、举止等某个方面，也的确与他们的偶像有几分相似，把他们召集起来进行一场比赛，让参赛者各自模拟他们平时爱模仿的那些明星，或其他领域的名人，然后择优奖励，那奖杯说不定就会成为他们以后升堂入室的跳板。
我立即召集编辑部同仁们商议。大家觉得这个策划很有新意，也挺巧妙，运作好了真有可能成功。再说也不用厂里出资，值得一试。
我马上向成厂长和赵副厂长作了汇报。厂长明确表示：完全支持，属于北影方面的事务全由《电影创作》编辑部承办，活动如有经济收益，也归《电影创作》所有。
我随即到电影局登记备案，也是一路绿灯。紧接着在《中国电视报》和本刊发了面向全国的广告，比赛活动名称——“中国首届模拟表演大赛”！
组委会由发起者老田挑头，我算副手。老田说评委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至关重要，他自己人脉不足，让我来请。主要托庇于北影的金字招牌，我很快请到了九位评委：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戴临风，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著名导、表演艺术家谢添，著名作曲家王酩，著名电视导演王扶林，著名电影演员、教授马精武，著名作家、剧作家苏叔阳。从舞台、银幕、荧屏到音乐、戏曲，再到前辈领导，涵盖方方面面，个个称得上重量级。
谁料出师不利，报名人数与预期相距遥遥。我比较保守，预期是千，老田预期是万。结果等待再等待，最后截止时报名表上依然空空荡荡，只有二十多个名字。我和老田都懵了。全国明明有不计其数的做梦青年，报名费又低廉得很，决赛阶段还管吃管住，响应者怎么会如此寥寥？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侥幸拉来的一点赞助费，连供选手们的食宿都不够，完成整个赛程更无可能。紧要关头老田还真有点儿蔫主意，提出一个“生产自救”的办法：由他带领这些选手出去挣些演出费，来弥补赛会资金的不足。
结果老田带着这群名不见经传的业余表演爱好者，打着“中国首届模拟表演大赛优秀选手汇报演出” 的旗号，又编了些什么“1993寰宇感动中国风”之类云山雾罩的广告词儿，居然引来不少外地观众为之解囊，刨去一路人吃马喂，还真剩了点儿钱回来。这时我们两人完全想到了一块儿：别再异想天开了，赶紧用现有的钱画句号吧！
九位评选委员都是顶级权威，德高望重，评审费必须首先保证。作为活动结束的标志，颁奖仪式之后全体有关人员应该有个说得过去的会餐。其他项目都可以尽量从简。结果一项一项划算了好几遍，余额怎么也不够决赛场地的租金。最后多亏本刊的童林生老弟是个有心人，早就注意到多年来承印本刊的印刷厂有个带舞台的小礼堂，厂里的食堂也有包间，决赛、颁奖的场地和会餐可以一揽子包给他们。凭着十几年的老关系，价钱低点儿应该也好商量。
虽然因陋就简，决赛的全部程序总算都完成了。那几位年高德劭的评委，特别是荒煤先生、戴老先生、于是之先生、李慧芳先生，对于那样寒酸简陋的比赛场地，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不屑。个个从容泰然，认真观看那些业余选手的表演，然后认真地予以评议，真不愧是前辈大师风范，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深深赞佩！
那些选手的收获确也不少，赛后几年里有些人接演了不少电视剧，有位李姓女选手还在一部长篇剧中担任了主角。还有个模拟“沉香”的小男孩，得到李慧芳先生的赏识，赛后便被戏曲学校招收，毕业后成了一名京剧武生演员。但回到“创收”的初心来看，我参与操办的就成了一场无用功：办起比赛来拉赞助，拉来赞助办比赛……最后勉勉强强完成了二者的自我循环，没挣得半点儿余钱剩米。这个尴尬结局让我看清了自己实在缺少经营之才，以后也就不必再尝试了。
刊物四十五虚岁，留下了深长的思念
1994年秋，我调任专职编剧，周啸邦先生接任《电影创作》主编。1998年啸邦先生退休，编辑部几位同仁到主管厂长史东明那里去呼吁调我回去，得史厂长首肯后又来家里动员我务必接受。
这一届编辑部成员有了不少变动。文编沈老先生和玉珠兄还在，增添了黄世华和王小炎两位新锐。世华从北京电影学院调来北影，思维敏锐，判断力强，而且人脉广泛。小炎是北影著名导演王炎之子，承袭了父亲出众的艺术感觉，观念新颖活泼而不失法度。他们给编辑部带来了新鲜空气，日后都组织了不少高质量的文稿。就编辑部本身而言，专业水准不比上一届弱，然而外部经济形势比四年前更加严峻了。
时代潮流和阅读风气的变化在继续朝着不利于专业学术期刊生存的方向演进。纸张、排版、印刷、装订和付给作者的稿酬等项成本都在大幅上涨。但涨得最令人瞠目的，还是发行费。
2001年年底，中影集团公司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电影创作》办到明年年底，不再续办。
2002年，我主持编完了当年第四期，如期退休。世华接手编发了第五、六两期，《电影创作》遂正式宣告停刊。这份国内创办几乎最早，又最早从“文革”浩劫中打熬过来，多年间帮助、培养了无数专业电影工作者和艺术院校师生以及无数电影爱好者，在国内外享有过良好声誉的电影专业期刊，至此便走完了她四十五虚岁的生命历程。给所有曾经为她付出过心血，或从她那里得到过种种益处的人们，留下了深长的思念……
供图/叶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