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论奥斯卡奖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标志着美国电影观众审美以及学院评委们喜好的奖项，每年都能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关注。本届“奥斯卡”那一尊尊金光闪闪的奖杯，折射的是电影与时代关系交错出的文化倒影，是不同国别观众的关切点与审美特质。
《水形物语》成最大赢家，难掩故事灵魂之崩塌
没了上一届颁奖仪式上错把《月光男孩》的奖颁给《爱乐之城》的“乌龙”，90岁高龄的奥斯卡奖少了点刺激。今年给出的最终获奖名单，只能用“平常”来形容。尤其是《水形物语》获得最具分量的最佳导演、最佳影片以及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乐四个奖项，更是让人一头雾水。评委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水形物语》在映后得到的专业评价，是“低幼审美获得胜利的结果”，其关键词是“童心”“浪漫”“唯美”“柔软”。喜欢它的观众赞叹它所营造出的既宏大又阴柔、既勇敢又敏感的氛围，但对于熟悉美国科幻、奇幻爱情电影的观众来说，《水形物语》就是一部老套、陈旧、迂腐、猎奇的作品，它既没有《人鬼情未了》那股令人惆怅的深情，也没有《剪刀手爱德华》那般伤感与孤独，对于不喜欢它的观众，它所带来的只是一种令人如坐针毡的不适感。
被关押在实验室容器里的半人半鱼、又像是外星生物的鱼人与哑女之间产生感情的逻辑，丝毫经不起推敲。影片将哑女与鱼人产生感情的原因归于两者身处“边缘”，都是“孤独者”，但仔细想来，人类感情的产生，向来是与文化、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密切相关的，且感情的深度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累积是无法达到一定境界的。
对于异化感情的讲述，向来是危险之地。或许并不擅长讲好感情的《水形物语》，把对人鱼恋的阐释停留在《金刚》的基础上——只有形式上的美好表达，而不在（人怪）灵魂层面进行触碰，反而能让它赢得更好的故事空间。但《水形物语》恰恰相反，它拙劣地选择了“性”作为戏剧冲突的核心点，对于人鱼与哑女在蓄满水的房间里交合的那一幕进行声势浩大的渲染，暴露了影片的恶趣味——当欲望失去了美感，甚至成为报复的工具，所谓的边缘描写与孤独呈现，都支离破碎。
影片把故事背景设置于冷战时期，让人物处在极度压迫的环境下，试图为故事增加寓意与深度。但是，很遗憾，正是因为人鱼与哑女情感线的崩塌，导致电影刻意强调的人物身份与形象都变得脸谱化，有关间谍、同性恋、黑人等在政治上讨巧的元素都因为此种刻意而成为陪衬，不具备打动人的力量。评委们没有把分量最重的奖项给予更符合奥斯卡调性的现实题材《三块广告牌》，令人有些看不懂。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暴力、痛苦以及批判与反思吗？
《三块广告牌》质疑“美国之光”，成观众心中“最佳”
在漫长的奥斯卡奖评选历程中，“美国精神”曾引领电影创作很多年，也诞生了诸多佳作，如《巴顿将军》《辛德勒的名单》《与狼共舞》《勇敢的心》《角斗士》等等，这些捧走过“最佳影片”奖杯、也被视为美国电影荣耀的作品所传达的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被认为是普遍能被接受的价值。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之后这十年间，奥斯卡奖在“最佳影片”的选择上显得更多元起来。以2008年充满暴力渲染的《老无所依》为起点，“奥斯卡”老爷爷每年都有变化，其中比较显眼的是对“美国精神”的承载不再那么重视，开始推崇关注社会问题的电影如《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聚焦》，反思历史与战争的作品如《为奴十二年》《拆弹部队》，关注电影艺术表达形式的电影如《鸟人》《艺术家》等，纷纷进入“最佳”行列。
在提名影片方面也能反映出奥斯卡奖近几年开始拒绝“主流”的痕迹。比如在日本被称为“丧”、在中国被称为“负能量”的故事与情绪，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片单当中，其中为人所熟悉的有《海边的曼彻斯特》《月光男孩》《降临》《鸟人》《爆裂鼓手》《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华尔街之狼》……这些电影通过提名榜突入眼帘，显示奥斯卡奖开始“小众化”，并且注重低身姿切入，偏重影片的个性表达。那些看上去无比正派、波澜壮阔、闪烁英雄光芒的美国片时代，似乎彻底过去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块广告牌》算是应时而生。作为一部典型的小镇电影，它的优点是用简单的故事背景与人物关系不断制造强烈的冲突。不同的角色都采取暴力手段来发泄内心的不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紧张感。曾被誉为“美国之光”的制度、人性以及曾被反复强调的“美国精神”，在这部电影里得到了一连串的质疑。《三块广告牌》呈现了“美国精神”脆弱的另一面，也是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但显而易见，它让电影里一个个具体的美国人变得更加真实可信。
在外界看来，银幕上的美国人自信中带着点自大，爱管闲事，有种英雄情结，但《三块广告牌》 彻底抛弃了以往塑造美国人形象的策略，展示了人物敏感、暴躁、无助的一面。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引起共鸣，也因为观众从人物性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电影的情绪，刚好也是当下世界普遍存在的情绪，在经济、科技、智能等共同营造的盛大迷局当中，作为个体的人仿佛拥有许多，也仿佛失去许多。《三块广告牌》对于规则失守所带来的焦虑与担心，各国观众感同身受。
解读成功个例时，别忽视了好莱坞的“商业本能”
《逃出绝命镇》是本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提名片单中，被评论界认为最“政治正确”的一部电影。电影首先指责了白人的虚伪——为了延长生命竟然猎取年轻健康的黑人，将之催眠后洗脑，进行大脑转移手术来完成续命任务，然后含蓄地指出黑人的一些特点，比如男仆人的呆板严肃、女仆人的皮笑肉不笑以及男主角好友的夸张与搞怪。当然，最终故事是建立在黑人主角胜利大逃亡这个皆大欢喜结局上的。
其实，对于《逃出绝命镇》依靠“政治正确”接连摘取各大奖项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美国电影极少有敢“政治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只要是涉及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敏感话题，好莱坞一向都会选择倒向大众——怎么讨观众喜欢就怎么干。与其说是“政治正确”，不如说是一种“商业本能”。政治是政治，生意归生意，这些年好莱坞为了讨好中国市场，从开始时的走过场，到后来的度身定做，也证明了这一点。
《逃出绝命镇》最具讨论价值的，是它的小成本制作模式，即如何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通过强化影片的类型色彩和故事曲折性来制作一部吸引人的话题电影，这是《逃出绝命镇》给美国电影带来的新示例，也为其他国家打算在电影创新方面一展拳脚的创作者提供了思路。
从历史与艺术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故事，也是本届奥斯卡奖另外两部获提名电影《至暗时刻》《敦刻尔克》的鲜明特点。《至暗时刻》里的丘吉尔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敦刻尔克》也是著名的战争事件，电影并没有沦落到一个令人厌烦的陈旧叙事轨道上去。《至暗时刻》极力着墨于丘吉尔的复杂内心和细腻行为，《敦刻尔克》以近乎炫技的形式来重现大撤退的场景，竭力想要摆脱教科书式的说教。
是向感性回归，还是影响力出现危机
在影视学者戴锦华看来，今年的奥斯卡奖在难民问题、种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威胁、民粹主义兴起、全球急剧的贫富分化、人工智能应用所造成的弃民问题等题材方面全无涉及，当然，她也补充说，自己从来没有期待好莱坞或者奥斯卡会对这些充满急迫性的问题有所表现。
好莱坞电影在表达全球重大事件、社会思潮、文化冲突等方面，确实是存在延迟性的，但在以前几十年里却从来不会缺席，美国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越南战争、“9·11”恐怖袭击、对伊拉克战争等为好莱坞提供了无数素材，美国国内存在的诸如种族歧视、经济滑坡、失业问题、反政府情绪等，也是好莱坞的创作内容。但电影作为一个特殊的表达形式，的确需要沉淀与积累，创作者要等到有足够好的素材和足够清晰的表达目标后，才得以创作出优秀的故事，要求好莱坞与时代步伐同频是不现实的。
同样道理，奥斯卡奖在评奖方面的延迟性特征也更强一些。这个奖项一向有“保守”的元素，这种保守也可以视为，评委们在等待时间去还原更多历史真相，等待人们的价值观往一个方向汇聚，他们手中的选票常常并不随“风”而动。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奥斯卡奖对于宏大叙事的偏爱、对于历史题材的推崇以及对英雄主义和美国精神的迷恋，催生了一大批符号化极强的获奖电影作品。这些电影裹挟商业片特有的娱乐性，在全球范围内巩固了好莱坞的统治力，同时也给人留下顽固的印象——美国在借助电影对外强力输出其价值观。
时至今日，人们对美国片的直接感观并没有太大变化，还是习惯于敏感地从中寻找溢出电影之外的因素。但事实上，通过奥斯卡奖获奖片单已经可以看到，近十年来的好莱坞电影正在脱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留下的强大创作惯性，在向上世纪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感性时期回归——那是诞生了《卡萨布兰卡》《花都艳舞》《八十日环游世界》《金粉世界》《公寓春光》《窈窕淑女》《音乐之声》等无数活色生香电影的时代。在那三十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获奖片中，几乎看不到电影紧贴当时时政、社会的力作，电影的功能中，被强调和放大的是艺术与娱乐，而艺术与娱乐则是感性与梦幻的产物。
新世纪后的奥斯卡奖亦在逐步远离历史大事件，对社会状况保持着理性的审视，在感性表达上却大步流星。《水形物语》《月光男孩》《爱乐之城》《海边的曼彻斯特》《鸟人》《少年时代》《艺术家》《午夜巴黎》《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它们“组团而来”，正在对奥斯卡奖格局形成力量不菲的冲击。虽然“奥斯卡”仍然习惯性地保持某种平衡，时不时让严肃题材主导奖项风格，但强调电影感性一面的潮流已经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