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怀柔影视基地内，副食商店、早点摊、理发铺……错落在沿街的大杂院之间，招牌上的旧式印刷体，似乎在提醒经过它的人——你将沿路走进某处记忆。
胡同深处的大杂院里人头攒动，这是导演杨亚洲新戏《北京西城故事》（暂名）的拍摄现场，他将用一个胡同里的故事展示北京几十年的变化。这很容易想到他的成名作《空镜子》，同样发生在胡同里的故事,陶虹饰演的妹妹善良、顾家；牛莉饰演的姐姐张扬、自私。当时有人建议杨亚洲把姐姐拍成一个被批判的角色，杨亚洲没接受，他觉得妹妹传统的美德不需要靠脸谱化姐姐建立，姐姐这样的女性在当时有很多，不能做简单的道德判断。
复杂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家庭里的价值分歧是社会变迁的投影，用家庭为元单位缩影社会，是关于北京的电视剧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北京也在这些电视剧里，展示着时代变迁。
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发展的电视剧，可称为北京剧。最早能追溯到1986年播出的《钟鼓楼》，该剧根据刘心武小说改编，讲述钟鼓楼附近九户人家的喜怒哀乐。此后，北京剧经过1990年播出的《渴望》、1992年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1993年播出的《我爱我家》、1994年播出的《过把瘾》、2000年播出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形成独具特色的电视剧品类，迄今达三十年。
北京，在很长时间内是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发生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是各种政策的先行者；作为古都，它在风貌上既固守传统审美，也展示现代化的试探。故宫、长城与国贸、中关村成为这个城市共同的注脚。
《渴望》，1990年播出，作家王朔作为编剧之一曾回忆道，“这不是个人化创作，大家都把自己的追求和价值观放在一边，这部戏是给老百姓看的。”他坦承，“《渴望》播出后的轰动劲儿使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可怕的煽动力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
伴随着《渴望》开启的成功模式，以北京为背景的电视剧开启了自己的黄金年代，反映社会变迁，展示当代生活，关注个体命运，尊重观众好恶开始成为创作的共识。改革开放对生活和观念的影响，也直接注入了这些作品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许多人对北京最初的印象和了解，是由电视剧带来的。很长时间里，电视剧喜欢使用北京的夜景作为空镜，新起的商业大楼和环线商业街区的通明灯火，让社会变革体现得更加直接，酒吧、西餐厅和卡拉OK的高频出现，重新定义着都市生活的秩序。关于北京的生活，和这里的故事，构筑了许多人梦想的样板。
进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成了电视剧新的背景板，使人们在审视生活时有了更多维度，此时北京剧对亲密关系的讨论，要远远多于过去。当然，新世纪最初十年还有一件大事——北京奥运会，它代表的奋斗和拼搏，是整座城市的母题。
仿佛十年是一个电视剧风格的周期，这也包含着观众的成长。2010年以后，类型剧占据了最大的市场，北京特色在这些剧里已不再易辨。城市在趋同，如果隐去地标性建筑，很多城市的夜色几乎一样，市井文化渐渐消散，不光是北京，却又尤其是北京。
已经很难准确描述北京这座城市发生的变化，但有时站在街头，会忽然想起一些场景，画面流动闪烁着这座城市过去的样子。关于北京的电视剧更像一本备忘录，记载着城市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有我们人生的轨迹。
图为《东边日出西边雨》里李成儒的商人形象。
《编辑部的故事》
市场经济亦反映在电视行业
赵宝刚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了导演身份的三级跳。担任《渴望》现场导播的他，在《编辑部的故事》里成了联合导演，随后的《皇城根》《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由他独立执导。连续合作三部戏的王志文，被看作赵宝刚的御用演员。当时还有另一位演员也可以称做御用，只是他的戏份通常不多，常被忽略。他是李成儒。
李成儒最为人熟知的角色是在冯小刚导演的《大腕》里扮演一个精神病人，一分半钟的台词独白一镜到底，成为片中的惊喜，也被看作演技的实力证明。他是赵宝刚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的同学，赵宝刚拍摄电视剧时，他已经下海经商，成为社会上的新富阶层。他演员生涯的处女作是在《编辑部的故事》里饰演骗子商人贾何必，随后又在《过把瘾》和《东边日出西边雨》里成了“富商”专业户——他在现实生活里的角色。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建设。释放了鼓励自由市场经济的讯号。全民经商潮开始袭来，这股潮流不仅在电视剧中得到体现，也直接影响了电视剧行业的发展。
1990年《渴望》播出时，全国家庭的电视机拥有量超过一亿六千万台，这个数字代表着市场的容量，它是行业飞升的基础，但缺少助推的动力。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补上了这个欠缺。对郑晓龙来说，前后变化可以用作品的收益来证明。拍摄《渴望》时，40集的总成本是102万，播出后火遍全国，但卖片只收回了50万；《编辑部的故事》投资150万，播出后又在全国火了一遍，最终又只收回90多万。“之前根本没有市场，电视剧都是按固定稿费收的，一分钟10块钱的标准。”郑晓龙说。
市场的到来也很忽然。1993年，郑晓龙改编旅美商人曹桂林的自传小说拍摄《北京人在纽约》，因为国内搭景达不到要求，故事决定在美国拍摄，预算随之上升，单位承担不了投资，郑晓龙便向银行申请贷款，当时文化产业几乎没有商业贷款的先河，几经周转，最终贷到150万美元，剧组启动。当时让郑晓龙心里有底的是，各个地方台开始有钱了，购片价与市场接轨，同时，广告也成为电视剧的盈利手段。
在新的市场规则下，《北京人在纽约》取得了良好的商业回报，次年还清贷款，还有40万的盈余。郑晓龙补充到，还款时赶上外汇并轨改革，贷款时美元汇率不到一比六，还款时汇率将近一比九，“即使这样我们还赚了钱”。《北京人在纽约》是郑晓龙对出国热的反思，那是全民经商潮的变种，人们既希望开阔眼界，又向往快速完成财富积累，这个心态是市场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
与《北京人在纽约》同在1993年播出的，还有一部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电视剧《我爱我家》，相比前者，它用更戏谑的态度表达了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也成为京味喜剧的巅峰。
“商人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电视剧里的必备角色，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写照。在市场经济初期，商业领域最初的荒诞和无序渐渐被修正，这类角色也在荧屏里完成了自我升级，形象从市场掮客进阶成民企老板。李成儒曾在采访里回忆这些角色，客串《编辑部的故事》的骗子商人时，剧组主创都惊讶赵宝刚从哪里找来这么个演员，北京话纯正，又了解那一套做派和话术。赵宝刚告诉主创，人本来就是老板，演戏就是过来玩玩。李成儒表示，那时他自己做生意，社会上商人和骗子比比皆是。”
北平和北京，用贫嘴凸显个性
1992年初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麦当劳在北京开业，这个西方都市文化的代表当天接待了4万多名顾客。快餐的味道是复杂的，从味觉扩展到心理，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改写，人们举家而来，迎接这座城市正发生，和将发生的变化。
这一年，两部关于北京的电视剧为这种社会心理提供了注解。先是《编辑部的故事》。作家王朔是这部电视剧的第一编剧，他标志性的语言风格在剧中得到了完美呈现，调侃古板口号，用贫嘴表达情感，成为了北京剧的特色，也成为现实主义的一部分。
当然，只有对未来的憧憬是不够的，与新生活的建立同样值得讨论的是，老北京的传统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延续。同年播出的《皇城根儿》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阐述。《皇城根儿》与《编辑部的故事》一样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如果把这两部发生在相同时代背景，却指向相反的电视剧接续在一起，很容易发现人们对这座城市复杂而深厚的感情，那是由北京和北平共同组成的浪漫。
《皇城根儿》由当时另一位京味作家陈建功执笔，陈建功一直以描写优美怀旧的北京故事著名。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用一种更年轻的视角审度生活，那么《皇城根儿》则是用更古老的逻辑去迎接现实。这是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影响力如同佐证，《皇城根儿》的反响在当时远远不如《编辑部的故事》。它最大的贡献是推出了王志文和许晴这对荧屏情侣。
从《皇城根儿》开始，出身上海的王志文在很长时间里扮演着北京青年的角色，1994年，和1995年，他接连在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过把瘾》和《东边日出西边雨》中担任男主角。方言和陆建平两个角色让他成为当时的青年偶像之一，夹克、牛仔裤、扎啤是他那一阶段作品的标配，也是年轻男女效仿的样板。
《过把瘾》最初也是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立项，在做完前期剧本之后，被内部叫停，一位领导质问时任创作中心副主任的郑晓龙，我们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男女！在郑晓龙的印象里，这句话决定了《过把瘾》在单位里的命运。此前《编辑部的故事》做完成片后，拿给很多相关负责人审阅，毁誉参半，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角色上，有人认为编辑部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在？因为无法统一意见，《编辑部的故事》等了一年无法播出。最后，有主管领导对该剧表示了肯定，相关文化部门才绿灯放行。
《过把瘾》同样历尽波折，但播出后，主演王志文和江珊一时风头无两。次年播出的《东边日出西边雨》，更加巩固了王志文的荧屏地位，成为兼具烟火气与文艺感的个性小生。王志文在剧中饰演一位陶艺艺术家陆建平，遇到经历复杂的许晴，这个纯爱故事如今看来略显做作，不过这部戏的支线却仍被今天的观众讨论，演员郭冬临扮演的王志文发小，原本是一个衬托主角光环的角色，但在现在的标准下，可当作第一代“荧幕暖男”。那是1995年，当代艺术刚开始了市场的萌芽，王志文和许晴两个主角身份的设定，很微妙地预示了后来资本与当代艺术的关系。
“用语言突出地域属性，如同强调个性，或许并不完全出于创作真实的需要，也有对集体主义的叛逆，哪怕是下意识的。上世纪90年代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种风潮层出不穷，人们对生活展示出不同的期待和选择，长久的集体性格被多元的价值观分解，个性开始得到允许，像是一种强烈的时代诉求。”
间接催生了贺岁片
在成为葛大爷之前，葛优在大多数观众眼里是同辈或晚辈。《编辑部的故事》让他被全民所知。人们在街上遇到葛优，会喊东宝同志。在北京，东宝同志像一个哥们儿和街坊，甚至亲戚。这是当时北京剧里年轻角色的一个特点，爱耍贫爱抖机灵，看似没正形，又有一颗比火还热的心。李东宝如此，贾志新如此，方言亦是如此。他们擅用自嘲解构困境，像是一种独属于北京的生活哲学，市井生活因此有了亲切的温度。
这类角色风靡一时，但随着市场的变化，类型片的出现，这些原本新潮先锋的角色在几年时间里，渐渐成了电视剧中的古典造型。即使在这些角色的高光时期，还是有另一些北京青年角色正在被塑造。1994年由陈佩斯主演的《飞来横福》是欢闹青年的加强版，让小人物在现实主义语境下，呈现出一种难以消解的荒诞。1995年由滕文骥执导的《北京深秋的故事》，则走向另一种写实风格，完全不见插科打诨的台词，在强剧情下，让情感作为一切的推动力。年轻的李亚鹏在这部戏里展现了自己后来所有的卖点。几年之后，他顺利成为全民偶像，影响力不亚于当时的王志文，《北京深秋故事》就像李亚鹏的《皇城根儿》。
李亚鹏是第一批可以用偶像来形容的演员，此前的演员，更适合用艺人或明星来概括。偶像是一种综合素质，也是娱乐产业日渐繁荣的标志。1997年，李亚鹏联手吴倩莲出演《京港爱情线》，两地合拍让香港和北京有了更多交集，消解了曾经脸谱化的设定。在回归前的很长时间里，香港人在北京剧中几乎只有两类角色，明星和港商，当然，这一切随着回归的临近，已经有所改善。
香港回归是上世纪90年代的坐标事件之一，1997年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编辑部的故事》曾在1996年底拍了四集续集，李东宝和戈玲在续集里终于确定了恋爱关系，牛大姐和陈主编也走到了一起。编辑部在除夕之夜共同守岁时，香港演员万梓良忽然到访。他是本色客串，角色身份除了香港演员之外，还成了戈玲的远方表哥，是创作者对两地关系的直白期待。
四集续集的导演是原剧编剧之一的冯小刚，这部为春节档定制的合家欢续集当时还有一个新鲜的名字——贺岁片，后来被沿用在冯小刚的诸多电影里。1997年上映的《甲方乙方》是他贺岁序列的开始，冯小刚在电影结尾时感慨到，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后来的日子，这句著名的感概不再局限于年份，它更像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公开回望，是人们对90年代的一次集体抒情。
《编辑部的故事》
一个坐落在北京旧式机关大楼里的虚构编辑部，用呈现自己日常工作的方式，将全国观众变成了编辑部的读者。虽是虚构，却意在针砭现实，电视剧里所展示的人物，从诗人、歌手到投机商人、艺术骗子，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粉墨登场，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代表，不过，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剧中演员京腔京韵的台词。
《皇城根儿》
讲述了一个传统的中医世家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遭遇伦理与观念的冲击，血缘的延续，技艺的传承，引发了这个三世同堂之家的矛盾和反思。
《过把瘾》
是王朔小说的代表作，主题用当下的热词来说，讨论的是原生家庭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情感上极端偏执的女护士杜梅，遇到颇有女人缘的职员方言，两人从相爱，结婚，再到离婚，复合，打破了郎才女貌的爱情模式，更大胆地展示了亲密关系中的脆弱和扭曲。占有和被占有，爱和被爱，在标准答案之外，多了新的解释。简单来说，《过把瘾》里表现的爱情，有着当时不太多见的热烈，也有着不太多见的不完美。就像片尾曲《糊涂的爱》里的歌词，“爱有几分说得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我爱我家》
发生在“杨柳北里”傅明老人一家的故事，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上所有的热点与痛点，里面辛辣的幽默和温情的抚慰，使它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全民经商热自然不会在这样一部剧里缺席，梁天扮演的贾志新是一心要在商海折腾，屡屡失手却痴心不改的年轻人，了解各种新生活方式，但在家里又总是像一个不合时宜的失败者。傅明老人在剧中列数了贾志新的“几宗罪”，包括游手好闲，资产阶级作风严重，长期财富来源不明等。贾志新是介于李诚儒饰演的那几个商人角色之间的人，既做不成奸商，也无法成为大款。离财富最近的一次，是倒卖盘条，又在最后出于善良和仗义，将机会让给了被骗了钱的东北老乡。贾志新的塑造具有普遍性，他们的野心代表着北京的活力与激情，他们的成败也意味着北京的复杂与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