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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以现代价值观“入侵”历史

时间:2019-12-23

《庆余年》剧照

《庆余年》剧照

2019年年末临近,正当忙碌一年的人们开始感叹“逝者如斯夫”时,网剧《庆余年》(导演:孙皓;编剧:王倦;小说原著:猫腻;主演:张若昀、李沁、陈道明、吴刚等)的播出,将人们的思绪引向了更远的过去与未来,并带领他们经历了一场关于抉择与改变的冒险之旅。光是“庆余年”三个字就足以给无暇思考自身的人心头一击。它不是诙谐搞怪的角色人名,而是实实在在的主题表达。对生命的渴求与希望,都包含在“庆余年”这三个字里面。

当然,《庆余年》之所以热播绝不只在于主题的深刻,更在于其品质上的“情采”赋予观众的体验感。用时髦的话来说,这部剧“有趣又有料”。

“情采”的概念见于古典文论《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提出“为情而造文”。“情”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词,它不仅包括人的情感,还包含“情志”的涵义,指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内容或价值观。

在情感层面,《庆余年》的创作者并不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简单的跨越时空的爱恋故事,而是力求展现生活中的各种情感。如主角范闲与古代人的师生情、爱情、友情、亲情等等,这些情感展现了生活的复杂性,使得故事的假定情境具备了真实感。难能可贵的是,剧中的“情”还上升到“情志”的层面,第一集开场戏就通过大学生张庆的讲述,为故事确定了较高的立意:“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是:珍惜现在,为美好而活”。

“现代思想与古代制度的碰撞”的故事内容,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碰撞与交锋。《庆余年》中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成为推动情节的最大动力,主角范闲是一个有着大情怀的小人物,他秉持着“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为自己而活”“人人平等”的自我意识和现代观念,与古代制度下的压迫与不平相抗争。立意和价值观的表达,决定了一部作品的高度。反观市场有太多的网络剧,却因立意不高、价值观单一甚至野蛮而折戟沉沙。

《庆余年》的有趣有料不仅在于情感丰富、立意高远,还在于其充分发挥了视听手段的表现力,为观众奉上了一场丰盛的视听盛宴。通过声音、色彩、画面来表情达意是影视艺术的基础性功能。影视剧的画面和声音在包裹情感与意义的同时,还会在视听上形成一种美学特质,就如同文章的文采,这便是影视艺术的“采”,它对于影视剧的情境营造、“情”的传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情”无“采”,作品必将流于说教,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一部影视作品只有“情采兼备”,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又启发人深刻的思考。《庆余年》就是一部焕发视听之“采”的作品。片中的场景、道具、服装美轮美奂,极具历史感,这些为观众进入假定情境的真实体验奠定了基础;摄影机拍摄时角度多变,多采用运动镜头,画面的动感较强;布光层次分明,人物造型感突出;其中追逐戏、武打戏的动作设计和镜头表现非常具有冲击力。还有老戏骨、青年演员、小演员的精湛演绎,以及精心制作和设计的声音,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赋予了这部网剧非常强的“电影感”,观众在体验视觉美感的同时,又能如临其境,如历其事。

作为一部注重观众体验的网生剧,《庆余年》糅合了穿越、科幻、悬疑、武侠、权谋、喜剧等元素,为网剧的创作设立了一个标杆。但是细观其细节,依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如编剧利用现代与古代的观念或语言差异制造幽默效果,但一些谐音梗不免让人觉得不甚高级、不够巧妙。

再如主人公范闲的人设是具有现代先进观念、三观很正,但其文才的展现方式是写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小说《红楼》,还有在斗诗会上原样抄写了杜甫的《登高》全诗。虽然剧中其他人物生活在早于曹雪芹和杜甫的年代,观众可以理解他们的错愕与惊叹,但是对拥有现代观念的主人公来说,如此“肆无忌惮”地践踏他人的知识产权,显然不能逻辑自洽。又如,也许是因为背后有个庞大的改编计划,第一季播放过半,关键情节还没出现,一直在为后面的剧情作铺垫、交代人物,对于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来说,显得过于冗长,进展缓慢。

《庆余年》第一季还未全部播完,现在给它下定论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它通过焕发情采,已将大部分观众引入到一种别样的体验情境之中,它已迈出成功的第一步。通过这部剧,我们可以看出一部“爆款”网络剧的特质:有趣有料,有情有采。“有趣”不代表一味迎合观众,靠低俗搞笑博取眼球。“有料”则是指通过绚美夺目的视听之“采”,表达丰富真实的情感及具有时代精神的价值观。

《庆余年》未完,不管对于剧中人还是观众来说,未知依然很多,冒险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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