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美丑，不是种族？
对《小美人鱼》选角不满的观众的常见批评之一是：黑人为什么要来演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故事？这个观点其实经不起推敲——如果一位文艺创作者只能讲述和演绎属于本种族或本民族的故事，那么所有的戏剧本土化和文化借鉴都将失去合法性，最严苛的知识产权法律都未如此限制创作边界，恰恰是活跃的跨文化交流为我们带来了更有创意和突破性的文化产品。比如由波多黎各裔演员、作曲家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创作和主演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启用少数族裔演员扮演美国国父，更重要的是，它用说唱这种源自黑人文化的表演形式“全程高能”地讲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故事。
音乐剧《汉密尔顿》剧照
值得注意的是，白人很少面对同等严厉的质疑。身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主体，他们长久以来享有高度的创作和消费自由，如“全球巡游”般自在地汲取异国文化元素融入自己的叙事，或者直接挪用、取代其他族裔的故事和角色。再次以《摘金奇缘》为例，该片原著作者凯文·关（Kevin Kwan）为了确保自己对选角有充足话语权，仅用一美元的价格将小说卖给电影制片公司。关在接受《好莱坞报道》杂志采访时透露，曾有人强烈建议他，如果要让电影更卖座，他应该把女主角从亚裔改为白人，一位制片人对他说过，“没有一个白人角色真的太遗憾了。”而事实证明，他的坚持是正确的。
另一种对于《小美人鱼》的不满表现为，Bailey出演小美人鱼不合适，是美丑问题，不是种族问题。在中文语境内，这一观点还牵涉一种主张，即中国在历史上从未像欧美国家那样侵略其他国家、奴役其他种族或实施种族屠杀，因此中国人没有“种族歧视”的原罪，也无需背负道德包袱。没有实施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政策，并不意味着未受种族主义影响，种族主义——即使程度轻微——实际上也在潜移默化地形塑我们对自我与他人、审美与价值取向，以及道德判断的看法。
基于肤色对人类价值进行排序，在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美国不平等的起源》作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看来，种族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种姓制度——“根据先祖和某些往往无法改变的特征，规定一个群体生而优越，其他群体天生劣等。”在美国，种族-种姓制度始于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法律将欧洲工人和非洲工人区隔和等级化，从1619年到1865年，一种极端形式的奴隶制将非洲人逐出“人类”的行列，世代受到奴役。直至今日，这一种姓制度依然如幽灵般盘旋在美国社会中，“根据一个人受到承认的阶层或在等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是否给予其尊重、地位、荣誉、关注、特权和资源以及此人是否值得信任和关怀。”
威尔克森提醒我们注意，虽然白人和黑人在种族光谱的两端，位于光谱其他位置的群体绝非可以置身事外。恰恰相反，为了提升自身地位、被主流社会接受，或仅仅为了在等级制度中生存下去，边缘化群体往往屈从于种姓制度，将对最低种姓（黑人）的敌意当作“成为美国人”的投名状：
“奴隶制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形成了人为的鸿沟，迫使亚裔、拉丁裔和原住民这些中间种姓与非洲裔新移民不得不在起初只是两级的等级制度中寻找定位：新来者学会了争取支配种姓的好感，与沉到底层的人保持距离。”
2006年出版的族裔关系专著《到社区去》（There Goes the Neighborhood）指出，白人和拉丁裔对非裔美国人的看法非常相似，例如，刚到芝加哥的墨西哥移民很快就将黑人视为爱偷懒且容易犯罪的人。另一项关于洛杉矶的研究发现，新到的亚裔和拉丁裔移民尽管也与白人有着复杂关系，但很快就界定了自己“非黑人”的身份，向往住进以白人为主的社区，并且和白人一样，觉得哪怕只有少量的黑人存在，也说明某个社区存在麻烦或正在衰落。
从全球范围来看，种族主义也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留下的最负面的思想遗产之一。在“新世界”的形成过程中，欧洲人变成了白人，非洲人变成了黑人，其他人被归为黄种人、红种人和棕种人。在这个白人占据顶端的全球性人类阶梯上，高种姓者成为了衡量其他所有种姓智力和美貌的标准，根据其他种姓与高种姓者的生理特征接近程度，排列其他种姓的价值次序。黑人被认为位于全球性人类阶梯的底端，被其他种姓排斥和忌惮。埃伯哈特发现，全球各地都存在黑人与猿类之间的联想，而被比作动物往往意味着污名化和失去社会地位。在她看来，没有哪个地方能免于受到“黑人是劣等民族”这种论述的荼毒。更糟糕的是，近几十年来心理学研究发现经济焦虑会加剧种族冲突。美国心理学家基思·佩恩（Keith Payne）指出，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地区会更重视地位和等级，因此理所当然会有更高程度的种族偏见。一项关于警察开枪的跨国分析发现，整体而言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遭到枪击的概率是同等处境的白人男子的3.5倍，但在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中，这个概率的倍数会上升。
荷兰中国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在《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一书中探究了种族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形成的。冯客认为，种族观念在中国是一个依赖科学话语发展出来的现代发明，在欧洲种族理论于19世纪末被引进中国之前，中国人并无“白人”或“黑人”的观念。但应该承认的是，一些本土文化、社会和政治传统的确能与欧洲种族理论产生共鸣，比如中国给黄色赋予的象征性意义，对深色皮肤的负面观感，以及对父系社会血统传承的强调。冯客指出，清末改革者是率先运用欧洲进化和种族理论的群体，这些理论非常契合其“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目标——世界被他们设想为一个不同“种族”为了生存彼此竞争的场域。清末改革者对种族优劣的理解往往也呼应了欧洲人的种族排序，且因为种族观念自出现伊始就与科学话语绑定，它在中国更容易被当作一种事实而非社会建构。此类种族观念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于当代中国的思想潜流之中。
在当代语境中，华人在全球流行文化中的存在感不如黑人高，是否唤起了部分华人观众的对抗情绪，值得思考。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威尔克森指出，种姓制度公开鼓励被奴役的群体用表演取悦支配种姓，后来，非裔美国人把被迫扮演的娱乐性角色和因此获得的才能，转化为了在娱乐业和美国文化中与其人数不符的突出地位。以欧美流行音乐为例，在爵士、摇滚、迪斯科、说唱、科技舞曲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音乐风格的创新上，黑人和黑人音乐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Bailey在出演《小美人鱼》之前，就是一位童星出道、声名鹊起的R&B歌手。
虽然同为少数族裔，亚裔和非裔在好莱坞都面临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但亚裔演员整体获得的关注和资源更为有限。南加州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7-2019年的1300部热门好莱坞电影中，只有3.4%（即44部）拥有一位亚裔主演或联合主演，其中14部归于同一个人：“巨石”强森。该报告发现，39%的电影完全没有亚裔和太平洋岛民演员，整体而言低于6%有台词的角色属于他们。许多原本设定为亚裔的电影角色最后被白人演员获得，如《奇异博士》中的蒂尔达·斯文顿和《攻壳机动队》中的斯嘉丽·约翰逊。
《尚气与十环传奇》主角剧照
种种因素使然，当下的中国观众处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焦虑之中：在民族自信迅速提升的同时，人们依然就如何进行文化输出、让本土故事被全球市场所关注和接受的问题争论不休；一方面承认好莱坞依然在推出不容忽视的一流文化产品，一方面又对好莱坞主导的议程设置心存疑虑；至于那些确实由亚裔（特别是海外华人）创作和演绎的作品，又因为文化、社会语境差异而造成与中国观众的隔阂和距离感。或许这种焦虑，以及某种秘而不宣的受挫自尊心，是部分人对由黑人主演一部大制作迪士尼电影异常敏感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