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8月启动《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立法协商以来，市政协组建专业、法律专家组。相关委员先后4次走进北京市珐琅厂、西城区非遗中心等地，了解非遗传承现状，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交流座谈，提出意见建议超过400条，最终形成的立法建议将报送市委，并批转市人大常委会办理。
据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立法协商，不但是今年市政协年度协商工作计划中的一项重点议题，形成的立法建议也将成为立法的重要参考。
现状
12000多非遗项目需立法保护
来自北京市文化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据普查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有12000多项，截至目前北京市已有11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126个国家级代表性项目，273个市级代表性项目，909个区级代表性项目。
项目众多，传承人年龄偏大，个别项目已经无力传承，分类保护原则为核心的保护方式有待明确等问题凸显。数据显示：仅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中，70周岁以上的就占了40%左右。
通过立法协商，尽快出台相应的保护条例，构建传承体系、提高保护和生存活力的工作已迫在眉睫。
现场
直面非遗传承人
委员提出立法建议400多条
口技、京西太平鼓、泥人张(北京支)彩塑、京作硬木家具、北京鬃人、彩塑京剧脸谱……今年9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市政协礼堂的一间会议室内气氛热烈。在京部分国家、市、区三级的非遗项目传承人代表，与20多位立法协商专家组的委员共商立法保护和传承。
“2015年，我们排练了一个月，就演了4场，2016年又用半年排演，也只演了两场。是观众不喜欢吗？不是。演出后，观众都不走，等着返场。可为何一提口技就认为没有市场呢？主要是缺乏商业运作的能力，这已是非遗项目共同的困境……”说到这儿，耄耋之年的口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牛玉亮已有些哽咽。
“我们出去演出，机场安检就觉得我带的笙很怪异，反复打开安检……”笙管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吴景馨说，“大家太不了解传统的笙管了。为此，我们开发了‘玩具笙’，小孩能拼装，也能吹奏，可光是申请专利的流程就让人头大。”
“即便要掌握最简单的非遗技艺，也要苦练多年，要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就太难了。所以年轻人不愿学。我是学外语的，本来可选的职业很多。只是不想看到家传断在我手上，才把责任担下来，可像我这样的非遗‘二代’已很少了。”北京鬃人区级传承人白霖说。
“北京该是到了立法保护非遗的时候了……”传承人纷纷述说着面临的困境，委员们认真地记录着，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市政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市政协非遗立法协商组的委员们多次走访调研，几乎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草案)的每一条都提出了建议。
协商
认定标准：70多条建议写入立法建议
9月的北京，秋风送爽，市政协委员们来到北京市珐琅厂，了解景泰蓝技艺带徒、传承现状……
“有个由盲人组成的艺术团，没列入非遗项目和确定非遗传承人之前，发展得挺好，可代表性人物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后，资助和荣誉集于一人，反而造成了内部矛盾，艺术团还解散了，这个问题在集体项目很典型，类似的问题北京也有。”座谈中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杨利慧的发言引起了委员们的热议。
“要避免出现有了代表性传承人，反而影响非遗存续力的问题，就要解决保护等级化的问题。”杨利慧说，对集体的项目，应把资助代表性传承人，改为集体资助方式。
“在西城调研时，发现了非常好的解决方法。”市政协委员、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伟说，西城把非遗项目分成了四类，一类是濒危的，确实已经没有或传承人少于3人的非遗项目，应采取特殊保护，比如录制视频，或给予传承人最大力度的资助，而二、三、四类保护力度依次递减。
此外，当前我国的分类方式仅限于代表作名录项目，很局限。在这方面可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的认定和保护分类方法。即按照非遗濒危程度分为急需保护项目、代表作名录项目、优秀实践和国际援助。
共识
“划分濒危、濒绝、保护名录；对传承人的支持与鼓励，要以其传承实践为认定标准……”经过委员们反复论证、讨论和调研，北京应率先提出对非遗的分类认定和保护，细化认定标准，70多条建议写进了非遗立法的保护与传承部分。
协商
商业适度：保护开发不应危及存续力
在西城区非遗中心，委员们走访了非遗项目《天桥中幡》、《穆派戏法》，观看了演出，并与北京评书、北京内画鼻烟壶、面塑、雕漆等非遗技艺传承人就其商业化趋势交流座谈。
曾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评审的杨利慧委员回忆，2016年，某国提交的一个非遗项目申请被全票否决，特别典型。问题就出在过度商业化，反而缺失了非遗最核心的精神。
但通过商业运作实现对非遗项目的保护，又是大家普通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保护中防止过度，怎样才是“适度”的问题摆在委员们面前。
孔繁峙委员认为，非遗本身是在市场中产生、成熟，并曾被市场认可的技艺，所以不存在商业化的概念。比如四大名旦，像梅派唱腔就是市场形成的，如果没有市场，哪来的梅兰芳？
市政协委员刘凝建议，“像同仁堂的中药技艺，仍是现今市场的选择，且供不应求，根本不需要特意的保护。保护只应针对那些在现有市场上难以生存的项目。”
市政协委员、北方昆曲剧院演员魏春荣也建议，那些确实与现实生活非常脱节的非遗项目，在“进入”博物馆的同时，还要搭建商业平台，创造活化的存续条件。像以大戏院、非遗项目展示等来保护口技、戏曲等，都属于“适度”的市场行为，应当写入建议中。
共识
通过立法协商，市政协建议在第二十条“不得擅自改变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增加“采取体验加销售等方式，使之适应市场的变化，在传承非遗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益”以及“保护和开发活动不应危及非遗存续力”的表述。这个表述在参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础上，突出北京特点、特征、特色的项目，给予充足经费，鼓励非遗传播与商业机构合作等。
协商
社区推动：禁用“原汁原味”的概念
今年十一期间，丰台怪村的非遗项目太平鼓亮相怪村农事体验园，不仅引来了城内外的市民和游客，也引起了政协委员们的关注。
怪村的太平鼓本来就是农民在农闲和过年时的一种娱乐方式，最辉煌的时候曾出现在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也曾在人民大会堂中展示。世纪之交，太平鼓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一度衰落。2007年，在重新挖掘太平鼓时，村里能打鼓的只剩下几位老太太。在村里的推动下，经过十余年的保护与传承，不但在原有空白的桑皮纸鼓面上增加了图案，年轻人还参与表演，吸引着城内外的游客，太平鼓又重新成为节日的保留节目。
“原汁原味”的化石化提法早已是非遗保护中被禁止使用的概念。杨利慧委员认为，非遗是一个群体在自身、自然、社会生活相适应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演变中形成的。而现代社会的社区、团体、个人，正是传承非遗最重要的场所和力量，并贯穿在非遗保护的全过程中。怪村太平鼓的重新发掘和保护印证了社区的重要性，应在立法建议中重点考虑。
共识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第三条被重新调整了，“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写入了立法建议中。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提出的倡导“将社区、群体或个人置于所有保护措施和计划的中心”的主张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一致性。
权威点评
立法协商助推科学民主立法
市政协社法委主任闫满成表示，2014年12月，北京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市政协开展立法协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重要地方性法规、市政府年度立法计划和重要政府规章在市政协进行立法协商。
到《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立法协商为止，5年来，北京政协已为9部地方法开展立法协商。
他说，市政协开展的立法协商都是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影响比较大、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规。立法协商是更大程度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的一条途径，也是助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好办法。高质量的立法协商还代表大众提出意见建议，在科学立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13年市政协首次开展立法协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700多名市政协委员共提出立法意见998条，送达市人大常委会后经过相关专门委员会认真研究，对《条例(草案)》中的61条内容进行了83处修改。（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孙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