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对角沟门村
扔垃圾从“一把抓”到“分三桶”
怀柔区是北京市三个“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区”之一，而位于怀柔北部喇叭沟门乡南侧的对角沟门村今年被选为市垃圾分类示范点。从垃圾源头开始，分类处理的措施就伴随着垃圾的“一生”。
管理从垃圾源头开始分类
对角沟门村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乡的最南侧，作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在这里，垃圾分类治理以村民为最小单位，从垃圾源头开始。
记者看到，村口摆有一排垃圾桶，十几个垃圾桶中，黑色和绿色最多。二者分别代表“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
进了村，每家院门口都摆有一个铁箱，打开后是三种颜色的垃圾桶，分别写有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和沙土。村民于凤杰告诉记者，这是从去年开始分配到每家的分类垃圾桶，每家还带有编号。“以前图省事，扔垃圾都是‘一把抓’，像塑料袋啥的，就随着垃圾直接扔灶里焚烧了，现在起码得倒上两次垃圾后，才会把塑料袋拿下来，分类扔进‘其他垃圾’桶中。”在于凤杰家中，厨房和客厅都分别放有两个垃圾桶。一个放厨余垃圾，另一个放其他垃圾，从源头分好了类别。睡觉前，再分别倒入院门口的分类垃圾桶中，等到第二天，垃圾指导员来统一收走。
每天早上7点前，垃圾指导员就要完成村内所有垃圾的分拣。
“集装箱”变垃圾为肥料
每天途经对角沟门村的垃圾运输车分两类，一个运输其他垃圾，送至怀柔区垃圾综合处理厂。另一个运输厨余垃圾，送至对角沟门村东侧1公里处的“中转站”。至于剩下的沙土，则由村民自己或村大队送至附近空地进行填埋。
在垃圾中转站内，除了运输车，最醒目的就是院内两个“大集装箱”。作为处理村内厨余垃圾的主要途径，这种“集装箱”叫箱式可卸式厨余垃圾肥料箱。
“整个箱子能装8吨左右，根据每天送来的垃圾量，多的话7到8天装满，少的话得十几天。”通过近10天的放置处理，等到箱子“满仓”后，再由运输车运输至对角沟门村西侧的空地进行填埋发酵，“15天左右发酵后，就可以用做肥料，主要用于村子里养花、种树。”
喇叭沟门乡环境办公室科员王喜几说，以往3辆运输车跑一天，很多村子的垃圾还有剩余，“不管什么都往一块放，效率非常低。”但如今，一辆车跑下来还有富余，在运输与处理效率上，都有大大提升。
●昌平辛庄村
“80%垃圾制成有机肥”
昌平区兴寿镇辛庄村，北京最文艺的村庄之一。几年前，杨婧全家搬到辛庄村，开始了梦想中的“田园生活”。但现实与理想有不小差距，“农村对垃圾的处理很粗糙，全村17个垃圾堆放点，谁家有了垃圾，不管是什么一股脑堆上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杨婧和村里其他人一商量，决定推行垃圾分类，并给团队起名“净公益”。
村民告别垃圾混乱堆放
2016年3月，杨婧团队的想法得到了辛庄村的支持，那时候，志愿者和村里干部们入户走访，告诉大家为啥要分类，怎么分类，并给每一户发放了3个垃圾桶，“厨余垃圾一桶，可回收垃圾一桶，不可回收的废弃物一桶。另外还有电池等有害物质单独回收。”
到了2016年6月，辛庄村原有的17个垃圾堆放点被一次性清理，村民告别垃圾混乱堆放的时代，开始习惯于每天一早一晚拎着桶将垃圾分类倒在垃圾车上，随后将垃圾再次精细分拣。
厨余垃圾被倒进酵素桶
一些可以回收利用的衣服和生活用品，被摆放在一间活动室，村民们可自由领取。一些可加工再利用的东西被做成手工件，摆在每个月一次的集市上。难以回收的有毒害物质，他们联系专业的企业接管。其余的不可回收的垃圾，被送到垃圾处理厂处理。相比垃圾分类之前，需要运输出村处理的垃圾总量已经少了很多。
占比最大的厨余垃圾，经过粉碎处理后，被倒进酵素桶，经过发酵制成有机肥。“全村一天要产生一吨左右垃圾，其中厨余垃圾占65%，如果到秋天落叶季，或者夏天大棚拔草莓秧时，超过80%的垃圾都可以用来制有机肥。”在杨婧看来，这是巨大的资源。
【末端处理】
生活垃圾7天降解后进行焚烧
厨余垃圾、生活垃圾、可回收垃圾，这些垃圾分类之后，是否真的会被混运到垃圾处理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又是如何处理垃圾？6月5日，新京报记者来到垃圾处理的末端——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进行探访，发现运输垃圾的车辆都是分类运输，直接送到对应的地点进行处理。
垃圾运输车按颜色进行分类
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位于朝阳区金盏乡，这里“承包”了北京市朝阳区的垃圾处理。
据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处理的生活垃圾整体分为这几大类：餐厨垃圾、可回收垃圾以及其他垃圾。餐厨垃圾的来源相对固定，大多是一些餐馆、食堂和饭店。生活垃圾则是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类垃圾，可回收垃圾绝大部分是收废品的个人将分拣好的垃圾送到垃圾处理站进行处理。其他垃圾包括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瓷器碎片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以及医疗废弃物。
记者看到，进入园区的垃圾车会自行驶入相对应的处理区域，再由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对车内垃圾进行处理。该负责人解释，每辆垃圾运输车内装载的垃圾都有明确分类。采访中，记者看到一辆灰色运输车上，写着“其他垃圾”四个大字。朝阳区市政市容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其实朝阳区早已经开始尝试将垃圾运输车进行分类。通过垃圾运输车车厢颜色，可以得知里面运输的垃圾种类。例如，运输餐厨垃圾的车辆是绿色车厢，其他垃圾则是灰色车厢。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无间断作业
在这些垃圾中，生活垃圾“内容”最为“丰富”，“吃喝拉撒”产生的一切垃圾都包含其中，甚至包括化妆品等有害垃圾也混在里面。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生活垃圾进入园区后，不会再进行细分，基本上“运什么就烧什么”。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是一栋白色的现代化大楼。记者在垃圾吊控制室内看到，两名工作人员坐在一个自动化的操作椅上，通过透明玻璃，对着占地面积3500立方米的垃圾坑进行操作。通过操作两个垃圾吊进行上料和倒料，等待发酵后进行焚烧。可以清楚看到，坑内的生活垃圾中有纸壳、塑料制品、餐厨垃圾和旧衣旧鞋等杂物。
操作员称，这些垃圾经过7天降解后，会被放入焚烧炉中进行焚烧。由于生活垃圾会源源不断被送到此处，操作员分成三班，7×24小时不间断操作。据介绍，园区内的两个焚烧场一年可以处理生活垃圾53.3万吨，余热发电每年额定发电量2.2亿度，相当于每年节约7万吨标准煤。
在生活垃圾中混入餐厨垃圾等其他垃圾，会有什么影响？据负责人介绍，混入的餐厨垃圾在降解过程中会渗出一些油脂，这些油脂会堵塞过滤膜，增加处理成本。此外，混合垃圾燃烧后，会产生一定量有害气体，需要经过高科技设备进行过滤后，才能排入空气中。
餐厨垃圾处理前进行两次筛选
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门前，记者看到几辆运输车正在逐个向漏斗内倾倒餐厨垃圾。漏斗内的垃圾会进入筛选设备，等待多个流程的处理。据工作人员张瑜介绍，餐厨垃圾会通过两次筛选。第一次筛选会将60毫米以上的大物质粗选出去，例如塑料片、玻璃碴儿、砂土等并除砂除尘。第二次筛选则会把大于15毫米的物体清出。剩下的其他物质会被打碎成液体，进行水油固态的三项分离。最后，处理出来的物质在相应设备中进行发酵，形成沼气，进而循环利用。
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主任苗桂清介绍，餐厨垃圾工程整个项目运行后，日处理垃圾能力达到400吨，可解决北京市朝阳区的餐厨垃圾处理问题。
处理可回收垃圾的废旧物资回收中心就在不远处。记者看到，中心内有多个厂房，分别放着回收的纸制品、塑料瓶、金属制品等。送来的废旧物资，通过人工分拣，被铲车集中堆放再进行打包，完成再生资源原料化工作。至于其他垃圾，苗桂清介绍，园区中还有占地1.58公顷的医疗垃圾处理厂，可全密闭地安全处置医疗垃圾。
苗桂清表示，垃圾分类处理，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目前，从前端垃圾分类到中途分类运输，最后到末端分类处理，都正处于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下一步，园区将通过更多的高科技手段将各种混合的垃圾进行分类处理，达到环保和再利用的目的。
声音
垃圾分类建议“奖惩结合”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建议，推行垃圾分类要“奖惩结合”。他认为，针对垃圾不分类投放的行为制定处罚措施，目的是通过罚建立一种观念，推动居民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和严肃性，对垃圾分类怀有一定的敬畏之心。与此同时，诸如通过垃圾分类获得积分兑换物品的奖励方式，可以与处罚形成互补，两种方式结合能够更好地引导公众按照要求在源头做好垃圾分类。
蒋建国分析，随着互联网电商发展，生活中产生了大量快递、外卖垃圾，这部分垃圾产生量比重大，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他表示，对这类垃圾的分类处理，是要完全依靠社区居民进行分类处理，还是在外卖、快递平台就减少包装量，需要进行调查分析。“垃圾分类不能完全依靠环卫部门和社区居民，商业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
蒋建国说，中国有完善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垃圾分类也包括这部分非政府体系，这类体系回收的有价值的物品也体现了垃圾分类的效果。政府应该如何利用、引导这个体系？蒋建国认为，关键在于引入价格机制。他建议，政府可以结合废品价格的波动，在价格高时不做太多干预，当废品收购价格低，甚至已经低于回收成本时，政府要有一些托底的政策和措施，保障废品回收这一体系服务于垃圾分类。
此外，蒋建国提出，如果只考虑垃圾分类的源头问题，而不去考虑末端的处理和资源再生，很难取得好的效果。有些垃圾价值不高，甚至会造成二次污染，比如废塑料、受污染地的瓶罐等，这类商品出路在哪里，需要引起关注。
有害垃圾重视首道环节处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幽泓表示，垃圾分类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全民行动，面临的困难非常多。“从前端的每个人家庭中的分类，到中间运输然后再到利用，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人对接，垃圾分类才能做得下去。”
陈幽泓认为，其中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有害垃圾先分离出来，“这类垃圾虽然只是占日常生活垃圾的不到1%，但不意味着它应该被小看。比如一个灯泡打碎了扔到小区垃圾桶，都会造成污染，重金属物质会停留，危害会持续。危废垃圾不在首道环节单独分类，后续处理中会成为重大污染源。”
而另一方面，尽管危废垃圾有必要回收，但就目前北京地区而言，可以处理危废品的企业却少之又少，“全国的汞处理厂也就十几家，这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比如现在家里常见的水银温度计、血压仪，这些如果成为了废品，如何回收，没有具体做法。”
陈幽泓认为，政府应该给予环保危废企业政策倾斜，民间力量有了做下去的定力，才会和政府良性合作把危废垃圾处理做得更好。
